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欲望出在眾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眾生生活，從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

儒家自來嚴“義”“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蓋皆所以辨別人禽也。

1920年講于北京大學，次年出版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以此三條路向云三種人生態(tài)度為其立論之本，謂儒家、佛家之學從人類生活發(fā)展變化歷史途程上看，實皆人類未來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國文化即將在最近未來復興于世界。自己既歸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創(chuàng)宋明人講學之風——特有取于泰州學派之大眾化的學風——與現(xiàn)代的社會運動融合為一事。其詳具見原書，茲不多及。后此我之從事鄉(xiāng)村運動即是實踐其所言。

1969年國慶節(jié)前屬草，10月21日草成。

附錄：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梁漱溟/文）

往年舊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茲略有補充，題曰：我早年思演變的一大關鍵。

此一大關鍵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時，先父未曾教我一讀儒書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會一般開蒙讀書，通是誦讀《論語》、《孟子》、《詩經(jīng)》、《書經(jīng)》一類古籍，況在世代詩禮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為教卻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蓋謂童稚之年不曉其間義理，且容后圖。于是我讀書入手即讀上海出版之教科書。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中所說：古經(jīng)書在我只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響，而從我好為觀察思索的頭腦，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厭世出世一路去了。

對于人生苦樂的留心觀察，是我出世思想的開竅由來，從而奠定了此后一生歸宿于佛法。蓋認定“人生是苦”實為古印度社會的一種風氣，是即其所以產(chǎn)生佛法者；而我從少年時思想上便傾心于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從來為中國社會文化之正脈的主流的儒家孔門思想理趣，恰恰與此相反。試看往時人人必讀的《論語》一書，既以“子曰不亦樂乎”開頭，而且全部《論語》都貫串著一種和樂的人生觀—— 一種謹慎地樂觀態(tài)度。如云：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貧而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是等等。此其顯示出來的氣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后儒便有“尋孔顏樂處”之倡導了。

正是由于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fā)現(xiàn)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之感，乃恍然識得中印兩方文化文明之為兩大派系，合起來西洋近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發(fā)展著現(xiàn)世幸福的社會風尚，豈不昭昭然其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體系乎。

假使我循舊社會常例先讀儒書《論語》，早接觸得夙來的中國式人生意趣，那么我將不易覺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會人生文化文明之劃然各具其特色異彩的。我或將囿于見聞之一偏而從吾所好；或將疏忽漠視此其間的分異焉。此所以早年未讀儒書實為我思想演變上一大關鍵也。

1921年我第一部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寫成于右[上]述思路之上。

（附注：翻譯西文求其信、達、雅非易。蓋中文西文之間難得相當適合之詞匯也。右篇文內(nèi)文明、文化兩詞不惜重疊用之，蓋以文明譯Civiliztion而以文化譯Culture，若從中文簡潔以求，固所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