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游歷香港。他看到香港宮室瑰麗，道路整潔，不由得贊嘆西人治國有法度，不能再把他們當做夷狄。于是，在拜讀國人著作外，又開始閱讀西學著作。三年后（1882年），康有為途經(jīng)上海，國家的衰敗、人民的苦難與洋人的跋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通過報紙書籍接觸到了西方的科學、政治制度等，知道了西方治國之術(shù)是有根源的，于是購買了大量西書回來研究。

就這樣，康有為在20歲出頭時，已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萌芽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第四次鄉(xiāng)試落榜，更加覺得清廷無可救藥。于是決意不顧禁令，上書慈禧太后和光緒帝①，請求變法。在這篇充滿激情的奏折中，康有為先是痛陳了所面臨的危機，激烈地指責統(tǒng)治者的麻木不仁，甚至大膽批評了慈禧和光緒在治理國家方面的軟弱無能。接著向慈禧和光緒提出了三項建議：“變成法”（參考古今中外法制，推行新法）、“通下情”（使民間輿論可以上達朝廷）、“慎左右”（慎重選擇能夠輔佐皇帝治理國家的大臣）。這份奏折雖因多方阻擾未能上達，但他大膽的行動和主張在愛國人士和民眾中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康有為也因此成為知名人物。

上書沒有成功，康有為并沒有就此沉寂，而是開始默默地思索真正的救亡之路。他認為救國需從培養(yǎng)人才入手，于是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梁啟超就在這時成為了康門弟子。

在梁啟超等弟子的協(xié)助下，康有為完成了《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這兩部著作拿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六經(jīng)和孔子學說開刀，重新解讀，為維新變法尋找到了理論依據(jù)，引起了極大轟動。

《新學偽經(jīng)考》通過歷史的考證指出，東漢以來的古文經(jīng)學多出自劉歆偽造，所以叫做“偽經(jīng)”；是王莽一朝的學術(shù)，所以又叫做“新學”②。他說，西漢以前的“今文經(jīng)”才是孔子“真?zhèn)鳌彼冢赋狻肮盼慕?jīng)”不是孔子的“真?zhèn)鳌?，后來宋人所注疏的?jīng)，也多是偽經(jīng)。這一下捅了大簍子，因為明清兩代的統(tǒng)治者都是以宋代的理學作為正統(tǒng)思想的。但康有為不理這么多，他就是要打倒統(tǒng)治者賴以維系的舊思想，為實行變法掃除思想障礙。

《孔子改制考》的主要內(nèi)容是：孔子以前的歷史，是孔子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傳作品，都是茫昧無稽的。從秦、漢以來的歷史才可考信。孔子創(chuàng)立儒家學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創(chuàng)立的堯、舜、禹、湯、文、武的政教禮法，編撰六經(jīng)，作為“托古改制”的依據(jù)。他所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說，教義最完善、制度最齊備、門徒最眾多，于是在漢武帝時取得一統(tǒng)的地位，孔子也就成為“萬世教主”。這樣一來，康有為把常人心目中的孔子改頭換面，裝扮成了“托古改制”者，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維新變法的主張。這還不夠，他還把資產(chǎn)階級的民權(quán)、議院、選舉、民主、平等都附會到孔子身上，說是孔子所創(chuàng)。凡是變革所需要的東西，都掛上孔圣人的招牌，力圖使人們相信，維新變法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因此一躍成為維新變法的祖師。例如在《尚書·堯典》中有“咨四岳”一句，意思是向四個部落酋長征求意見；康有為卻解釋說，這是孔子主張民主政治。又如有“賓四門”一句，本指各方諸侯入貢于天子，康有為則說這是孔子主張“開議院”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