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師手里沒有像樣的教科書，教案完全是靠自己琢磨。簡單些的算術(shù)、代數(shù)也就罷了，講到稍微復(fù)雜些的排列組合部分，他便說不明白，于是只好每日挑燈夜讀鉆磨研究，最后竟因積勞成疾而亡——想想吧，當百年后的我們在數(shù)學課堂上茫然發(fā)呆甚至是瞌睡迷糊的時候，舉頭三尺，該有多少逝去的亡靈在暗自啜泣？

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東師范學校的學生送來的挽聯(lián)，上款稱“先生”，下款居然署“學弟”——于是重中師生大嘩：這到底算哪門子交情哪！遂老實不客氣地把挽聯(lián)退回去，問對方到底是教員送的，還是同學送的，不說清楚則不敢受禮。

川師不肯認錯——說來也不奇怪，他們的教導(dǎo)主任可是革命黨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爺朱之洪，師承若此，理故亦然——強詞奪理，于是雙方大辯論一番，不歡而散，從此便不通慶吊了。

理化課老師當時在國內(nèi)很難找，于是校方只好從“一衣帶水”那邊，高薪請來一個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課。

藤川鬼子相當敬業(yè)也很能花錢——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兒，誰叫理化課上總有那么多試驗要做呢？單單是進口實驗儀器、化學試劑的錢就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了。而且不懂漢語的藤川，講堂課還得額外搭配個日語翻譯呢！

單從當時中日兩國理化人才的數(shù)量對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為什么會忙不迭地廢科舉、興新學了。

附帶說幾句閑話，亂黨分子們用來制造炸彈的甲苯、硝酸等化學試劑，也是楊滄白等人從學校的理化實驗室里偷出來的。

那年頭學校里的理化實驗室，簡直就是反清志士的兵工廠，天下皆然。休說他楊秀才，就連進士登科，堂堂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上海愛國女學校長蔡元培，竟也曾參與搞這些歪門邪道——他偷偷領(lǐng)著幾個懂化學的學生試制毒藥，還做實驗，給小貓灌氰酸，果然一灌即死。

這也就是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頭罷了，要放在今天，鐵定又是一樁虐貓慘案！（但制造氰酸容易，如何安全攜帶和順利投毒，并騙得冤大頭們老老實實把這味道稀奇古怪的玩意兒喝下去含笑而逝，卻成了蔡翰林等一直攻不破的難題。于是，蔡翰林最終放棄了毒藥，也改行研制炸彈去了。再后來，他發(fā)現(xiàn)炸彈救國之路還是不通，于是又重拾本行，回過頭去再當校長……）

先賢之所謂神圣，小子之所謂笑料，可以稱之為悲劇。而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悲劇，也僅僅只是因為蔡、楊兩校長生活的時代比我們早了一百年而已——湊巧在這一百年中天翻地覆，使我們落在了兩個不完全相同的道德體系中。

所以我們不得不用憐憫與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幸落在另一個世界的迷惘的魂靈。

當時考入府中的學生，大多受過舊制教育，古文底子呱呱叫，于是便瞧不起那些雖有一技之長，但古文卻不怎么地的先生們。

比如說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這種風氣的受害者。

這位曾先生，原來本是在重慶天上宮出家的小沙彌，法號果能。話說那清末辦新學，委實稱得上是天怒人怨——除了用雞蛋糕把洋學生們慣得越來越刁鉆外，還有一項相當?shù)米锲兴_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廟產(chǎn)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