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詩人里，雷平陽的胡子給人邋遢的梁山好漢印象，但他也不敢碰“異族的胡子”，他的一手毛筆字日漸成了這里房產(chǎn)廣告最吃香的招牌字，但他夸張他的畏懼:“我甚至不會為招待客人輕易殺這里的一只瓜……”他說他用“殺”這個詞，因為這里到處都是別人的神，瓜也是。

在這個省長有著異教色彩、“文官而非商官主宰”的農(nóng)業(yè)省，漢族詩人各有氣質(zhì)親近的少數(shù)民族詩人朋友。先成功的道路上，漢族人往往對少數(shù)民族朋友有所提攜，可畢竟是“兩本完全不同的字典”，少數(shù)民族詩人在寫“民族史詩內(nèi)部的詩”，漢族詩人朋友只鼓勵，并不介入。雷平陽說:你到一個地方，看到那些舞，激動后，發(fā)現(xiàn)“跟自己有關(guān)的太少了……”

我接觸到的漢族詩人仍強調(diào)自己是移民后代——不準備動手寫別人民族的“偽經(jīng)”，相反，生活“越來越具體”，愛“越來越具體”，“世界逐漸縮小”——小到家庭和朋友成了“大地”的代名詞——于是云南聽起來仍是漢族流民、充軍者彼此約定秘而不宣的世外桃源，對外人保持著偏僻的印象，連山上的公路也像傷口縫合線一樣隱蔽?？晌蚁雭硐肴?，這也許只是城市化與中產(chǎn)化的結(jié)果。

終究越來越不可能——會有人想充當詩歌中的云南王，寫一個名叫“云南”的宏大文本。

雷平陽印象里，“云南詩人越來越散”，詩歌氣氛已不如山東、甘肅、四川集中，很少人有熱情再去多辦一份民間刊物——在昆明，成名詩人大都找到了自己的世界，進入一個分頭寫作的狀態(tài)，越來越互不重疊，在一起時甚至避談詩歌。我說我來云南是想有更純粹的交談，不寒暄就能談詩論文，但他們說:“這很難，尤其臺下坐著群眾，臺上坐著領(lǐng)導(dǎo)，我們在中間時，博爾赫斯與薩瓦托那樣的交談很可笑……”

在1980年代激烈參與社會生活、與各種話語爭執(zhí)后，中國當代詩歌重新“回到寫作本身”，封閉起來拒絕對話——有一次當我說明意圖，那位在出版社工作的詩人戒備地先對我掃盲:“詩有兩種……一種是主旋律……”——然后手指桌上文聯(lián)老領(lǐng)導(dǎo)轉(zhuǎn)來要幫看的校對稿不做聲……“朗讀會嘛”，有時也只為來客準備，喝酒、打麻將讓詩人的摩擦越來越少。

80年代似乎是所有主流非主流的力量都混雜參與社會生活的年代，我記得，甚至生僻的阿細部落，因民族大團結(jié)的意識在漢族深入人心，與漢語詩歌一樣，也參與了中國的世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