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人的體驗和視角出發(fā)探究有關人類命運的大事，這既是大江觀察與思考事物的基本方式，也是他散文隨筆的基本結構。在這樣的敘述結構里，大江自然要直接出現(xiàn)在敘述者的位置上。如果說，讀大江的小說，我們要通過虛構的故事、人物以及敘述者的曲折回廊去接近作家的內心世界，那么，讀大江的散文隨筆，我們則可以比較直接地傾聽到作家的心聲。在大江近年發(fā)表的幾部帶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里，有一個和作家本人經(jīng)歷近似的人物：長江古義人。有研究者指出，"古義人"的日語讀音Kogito與拉丁語的Cogito ergo sum（即"我思故我在"）有關，因此，"這個人物不僅是一位古來道義之人，還應該是一個思想者和求索者"（許金龍《譯序："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獨騎士》）。讀大江的這本散文，我們確實可以深切感受到這位思索者的古道熱腸和這位具古義人風范的作家思索的痛苦。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大江沒有像他的前輩作家川端康成那樣，以幽玄的言辭，給自己的國家披上神秘的面紗，而是努力拆解使日本變得"曖昧"的裝置，顯現(xiàn)其中的真實危機。對人類社會的危機特別是對在日本重新高漲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潮的焦慮，是貫穿大江近期散文的基本音調。在包括斯德哥爾摩的講臺在內的各種場合，他不斷發(fā)出警示的聲音。在《柏林演講》中，為了讓自己的聲音有效地發(fā)揮作用，面對德國聽眾，大江甚至專門用"渡邊一夫譯成的優(yōu)美的日語"，朗誦了托馬斯·曼寫于1938年的《告歐洲書》之中的片段，而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我的祖國，國家主義正在高漲，大有在不遠的將來成為時代思潮的趨勢。作為一個對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從柏林向祖國的年輕人發(fā)出這樣的聲音：戰(zhàn)敗之初，渡邊一夫將托馬斯·曼的話傳送給了日本人，那同樣也是為了明天的你們而做的。同時，也是因為想舉一個實例來告訴柏林的聽眾，在戰(zhàn)敗之后不久的日本，誠實的知識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語寫成的文章當作來自歐洲最重要的聲音接受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大江確實有些像他所喜歡的《圣經(jīng)·約伯記》里那個"惟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但他從不把自己視為置身事外的預言者；他自嘲和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一樣，是"用糞弄臟自己巢的鳥"，但同時也清楚自己就置身這個鳥巢之中。僅從收入本書的一些篇什，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在批判日本新興的極端國家主義、呼吁日本國民對侵略歷史進行道義清算的時候，大江也抒寫了一個自覺擔負起歷史責任的日本作家的困惑和苦澀心境。大江的筆鋒，既指向社會，也指向自己心靈深處。這使得他對公共事務的關懷，不只表現(xiàn)為理性分析，更是一種震撼人心的情感熬煉。

作為一個中國讀者，很容易由此聯(lián)想到魯迅以及晚年的巴金。在這本散文集里，大江曾不止一次地對這兩位中國作家表示敬意，把這兩位作家列入自己尊崇的知識分子譜系。2000年9月27日，大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表《北京講演二○○○》，曾經(jīng)這樣說到："在那段學習以薩特為中心的法國文學并開始創(chuàng)作小說的大學生活里，對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巨大的存在。通過將魯迅與薩特進行對比，我對于世界文學中的亞洲文學充滿了信心。于是，魯迅成了我的一種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日本文學者得以相對化并被作為批評的對象。將魯迅視為批評標準的作法，現(xiàn)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即使是熟悉大江文學的學者，也覺得他講了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人們習慣了從與西方文學的聯(lián)系中解讀大江，對大江作品中潛藏的與亞洲文學的關聯(lián)線索已經(jīng)視而不見。盡管在斯德哥爾摩的著名演講里，大江曾談到他通過恩師渡邊一夫接受的拉伯雷傳統(tǒng)的"荒誕現(xiàn)實主義或大眾笑文化的形象系統(tǒng)"，同時也是把自己和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鄭義、莫言等文學家結合的紐帶，并說："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xù)著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我在曖昧的日本》）但我們真正理解這種暗示，似乎還需要時間。在《北京講演二○○○》中，大江還明確地說："多年以來，尤其是這四十年以來，雖說是借助日譯、英譯和法譯等譯本，卻也是一直在非常認真地閱讀著中國那些從事著杰出文學活動的文學者們所創(chuàng)作的文本。作為這樣一個讀者，我在這四十年間一直持續(xù)地閱讀著。因此，較之于那些在較短的時間之軸上進行的評價，我認為自己更能以一種長遠和開闊的視野，看清楚那種綜合性文學的整體形象。這就是我眼中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大江所說的"這四十年以來"，應該從1960年代也就是他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時候算起的，也就是說，從那開始，他一直關注和關心著中國和中國文學。2002年2月，大江以一個采訪者的身份來到北京，先到莫言的住所，隨后又風塵仆仆地去了莫言的故鄉(xiāng)山東高密，他帶來的大旅行包里，裝著莫言作品的中文本和日、英、法文的各種譯本，上面做了很多標記，閱讀的認真和細致，絕對讓專門的研究者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