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參與《茅盾全集》編輯組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記憶總是首先浮現(xiàn)出一條伸展在北京夏日景象里的胡同。1982年夏日的一天，我穿過交道口繁鬧的街市走到這里，飛揚著灰塵的灼熱和喧囂的市聲頓時都消隱下去了。胡同幽靜而又悠長，從東側巷口走進去，一直走到聳立著兩棵白楊樹的門口，也沒有遇到一個行人。推門進去，里面是吳福輝先生曾經描繪過的開放著月季花的小院（《且換一種眼光》，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那時，吳福輝先生就站在小院里，向我伸出熱情的歡迎的手。以后的一年多時光，我們曾在小院南面的房子比鄰而居，為編輯《茅盾全集》而工作。1981年3月27日茅公逝世以后，他的居所被批準改為"茅盾故居"。我們住進去的時候，茅公的家屬已經搬走，故居的工作人員還沒有進入，前院的北房，后院茅公起居室的門都掩閉著，小院寂靜得落漠，尤其是暮靄降臨以后，真的會讓你體驗到人去屋空的況味。當然，這種蒼涼感慨的情緒并不會停留很久，因為回到房間，在燈光下翻閱那些刊載茅公作品的報紙、雜志，我仿佛立刻接近了茅公的音容，和他的豐富心靈。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不會離開他的讀者遠去，他的精神產品，就是他不朽的雕像。至少在當時，我們都堅信這一點。而正是有了這種堅信，整理和編注《茅盾全集》，我們才會那樣熱情投入。

隨著《茅盾全集》編注工作的展開，月季小院也漸漸熱鬧起來了。幾位茅盾研究卓有成就的學者相繼來京，《全集》編輯注釋組正式組成，葉子銘先生就是那時來主持《茅盾全集》編注工作的?；叵肫饋?，第一次和葉子銘先生見面，可能不是在茅盾故居，而是在第一次全國茅盾研究學術討論會上。我手上的《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扉頁上，有葉子銘先生的簽名，簽名下面署著時間和地點："1983年西苑飯店"，西苑飯店，就是研討會的會場。但真正接近談話，則肯定是在故居小院。

葉子銘先生是很容易接近的，不知為什么，還在沒有見到他以前，在閱讀《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的時候，我就有這樣的感覺。這部書，是葉子銘先生的少作，書稿完成的時候，他才20多歲，大學畢業(yè)不久。但因為著者的研究和分析，是建基在客觀的態(tài)度和翔實的史料之上的，所以使得這部書具有嚴謹、扎實的學術品格，成為茅盾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我手上的這本《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是"文革"結束后的修訂版，1978年第8次印刷，印數(shù)10萬冊。即使印了這么多，在當時也很不容易買到，記得我的這本，就是張立國老師1980年南下訪學時特地費心購求到的。這當然是那精神禁錮的閘門剛剛打開以后的特殊現(xiàn)象，但同時也說明，葉子銘先生的著作，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是后來學者進入茅盾研究領域必讀的入門書。80年代初，我在孫中田先生的指導下研究現(xiàn)代文學，在他主持的茅盾研究室工作，在孫先生給我開列的書目上，《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是排在重要位置上的。

《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是"第一部比較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茅盾的創(chuàng)作道路的著作"（葉以群語），視野開闊，格局恢弘，而特別讓我感到親切的是著者的語調。無論是發(fā)布史料考據的結果，還是闡述富有創(chuàng)見的觀點，都以平實的用語出之。這種風格，一直延續(xù)到后來。"文革"以后，葉子銘先生重新煥發(fā)學術青春，撰文討論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標準（《評<林家鋪子>》），分析作品的題材來源、作家的生活體驗和藝術構思的關系（《<春蠶>小議》），觸及的都是有關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重要問題，但卻從不取夸飾張揚的姿態(tài)，而是通過對具體文學現(xiàn)象的細密分析，或對史實的縝密考證，漸次切入理論性問題。葉子銘先生善于把細密的分析融入娓娓的敘述中，因此，他的文章，甚至那些考據性很強的文章，也寫得親切好讀，沒有此類文字常見的刻板的呆相。

參與《茅盾全集》編輯注釋組的工作，使我得到近距離地向葉子銘先生求教、學習的機會。當然，這種學習，不同于課堂聽講，主要是在具體的編輯、注釋過程中耳濡目染，由此也學到了許多在課堂上無法學到的東西。編注《茅盾全集》，是一項國家工程。這項工程的啟動，當然首先得力于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特別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具體組織領導，而茅盾研究者們的奔走努力和扎實工作，則為這項工程的具體實施提供了基本保證。在這之中，葉子銘先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早在1981年茅公逝世不久，他就提出建議："我們悼念沈老，應該把對他一生業(yè)績的研究切切實實地開展起來，"并對編輯、出版《茅盾全集》提出了具體構想。（《緬懷·追憶· 建議》，《文藝報》1981年第9期）《茅盾全集》的編輯注釋組正式組建起來的時候，葉子銘先生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擔任領導工作，教學、科研繁忙，仍親自來北京，與各方協(xié)調、討論，確定了《茅盾全集》的收錄范圍、分卷標準和注釋原則，并就編注組的工作方式、程序等事宜，做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