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雅柯布森文集》

錢軍編輯，錢軍、王力譯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羅曼·雅柯布森的墓碑上，鐫刻著"俄羅斯語文學家"名銜。但"俄羅斯"應該主要是用來標示他的出生地和原來的國籍的，而非他的研究范圍。雅柯布森無疑是一個杰出的斯拉夫學專家，他不僅在斯拉夫語言研究方面有卓越貢獻，還在歐美培養(yǎng)了幾代優(yōu)秀的斯拉夫學研究者。但雅氏的研究又確實遠遠超出了斯拉夫語言，甚至超出了普通語言學領域，而廣泛涉及到語言學相關的學科，如兒童語言、失語癥、符號學、信息論等。作為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的倡導者和先鋒派詩歌的支持者，雅柯布森還始終把"語言學與詩歌的接面"列為自己研究的重要主題。收在這本《文集》中的"導言"（美國耶魯大學愛德華o斯坦科維茨撰）用了不少篇幅介紹了雅氏這方面的工作，但《文集》并沒有收錄雅氏研究文學的著述，如那篇著名的《語言學與詩學》，這也許會讓文學研究者失望。不過，即使是在專門研究語言學的著述里，雅氏也沒有放棄對文學語言的關注。而恰恰是文學語言，為雅氏批判地發(fā)展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提供了依據和資源。如果文學研究者想從雅氏的著述中學習方法，而不是關于文學的現(xiàn)成結論，這本《雅柯布森文集》是絕對值得反復研讀的。（2002年11月）

2、《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

樊洪業(yè)、張久春選編

上?？茖W技術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雅柯布森如炬的目光投向語言學以外的領域常常會有特殊的收獲。1952年6月他在一次人類學國際會議上說，在閱讀貝爾的《數學發(fā)展史》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過去一百年語言學的發(fā)展，和一百年來的數學發(fā)展有著驚人的相似，"甚至這兩個學科中若干思想的提出年代也相當吻合"。（參見雅柯布森《語言學的系統(tǒng)》，《雅柯布森文集》第45頁）

雅柯布森啟示我們，某一領域的變化不能僅僅從這一領域內部來理解。閱讀新近出版的《任鴻雋文存》，這位科學家、科學事業(yè)組織者的工作和經歷，時常讓我想到"五四"新文學發(fā)生時期，想到以往關于這段歷史的習慣性敘述。了解"五四"文學故實的人，不會對任鴻雋（叔永）的名字感到陌生，在胡適追述自己嘗試白話詩、構想文學改良方案的文字中，他是一個唱反調的角色。但恰恰是同一位任叔永，在1915年1月主持刊行了傳播現(xiàn)代科學知識的《科學》雜志，且在中國首次采用了橫排印刷和西式標點。同年9月，《新青年》（初名《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在致力于思想啟蒙的同時，也嘗試使用新式標點，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的巧合？而任叔永等"中國科學社"以民間學會的力量，孜孜推進科學研究和科學普及事業(yè)，和胡適等人推進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有無某種同構的關系？這些無疑都值得探討?！度硒欕h文存》讓我們對胡適講述的那個"逼上梁山"故事生疑，也促使我們深思：應該怎樣講述"新文學發(fā)生"的故事？（ 2002年11月）

3、亞東本和汪原放的標點

很早就想找到亞東圖書館排印的古典小說來讀。倒不是想重溫這些作品的內容，也不是要查閱胡適、陳獨秀為這些作品的文字。胡、陳等人的序言已經收到他們的各種文集里，查找起來并不困難。我特別想看的是亞東版上的標點和排印版式。胡適當年對亞東的標點是非常推重的，他為亞東第一本標點排印的小說《水滸傳》所寫的序言， 開頭便說：這部書"一定要成為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在教 育上的效用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 （《水滸傳考證》）那口氣，好像標點符號比小說的內容更重要。

胡適的話，其實是有歷史緣由的。亞東圖書館標點排印古典小說，最初始于1920年。那時，與白話文同時興起的新式標點剛剛由民國教育部向全國頒行（1919年），使用范圍還局限在一些新文化的報刊和 書籍上，而這些書刊的讀者又基本局限在青年學生。亞東把新式標點 引入流傳廣遠、深入一般民眾的古典白話小說，這對于以白話文為根 基的新文學真正站住腳跟，對于現(xiàn)代"國語"的創(chuàng)建，作用不會小于 新書刊。從讀者范圍說，無疑還大于后者。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陳獨秀對亞東的工作積極支持、協(xié)助，除了和亞東主人的同鄉(xiāng)之誼， 顯然另有厚望寄焉。而當時的讀者，確實沒有把這套亞東版小說僅僅當作舊小說來看，吳組緗先生回憶說，當最初讀到亞東標點本《紅樓夢》的時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這才是新文學！（《魏紹昌著〈紅 樓夢版本小考〉序》）

但后來的新文學史卻不把亞東的新式標點放進自己的視野，后來的讀者看到那些標點也不會產生新鮮感覺。一切都變得自然而然，天經地義。這樣的結果，其實和胡適也不無關系。他推崇新式標點，但同時又拿金圣嘆的評點做比較，說金圣嘆插入的議論，是"文學的障礙"，而新式標點則把這些障礙統(tǒng)統(tǒng)刪除，"使讀書的人直接去看"。 確實，讀金圣嘆的評點本，你會感到總有一個人在旁邊多嘴多舌，但是，讀標點本就真的能夠"直接"看嗎？那些標點符號，那些空格或分段，真的是透明的存在，沒有表達任何意思、發(fā)出自己聲音嗎？當然不是。設想一下，如果是一個完全不知道那些符號意思的人，一定會為索解其義而大傷腦筋，會覺得那些符號的存在是個障礙。但五四時期開始推行的"國語"教育訓練了現(xiàn)代讀者的眼睛，被訓練的眼睛， 接受了新式標點和排印版式釋發(fā)出的意義，卻不再感覺到它的存在，更不會感覺到它背后所關聯(lián)的教育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內容。它仿佛是中立的，介入了，卻不落印痕。這不僅僅是新式標點和版式，甚或可說 是現(xiàn)代媒體的隱秘特征。追溯其產生的原點，或許是將其隱秘揭開的一個可行途徑。不過，新文學作品的標點都是作家寫作時隨手自然寫上的，已經成為文本的有機部分，辨析的標識不那么明顯。而把古典小說舊版，和加了新式標點的版本對照，新式標點的生產過程則或許可以看得清楚些。這便是我想找亞東本的主要動機。

但要找到亞東本確非易事。我跑過一些圖書館，最終都是掃興而歸。因此，突然在書市上見到海南出版社重印的亞東本"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真是高興與感激交織。從"重印'亞東本'前言"里知道， 編者們查找原書也費了周折。因為"七十年來歷經喪亂"，"亞東本"早已經"成為鳳毛麟角"。

我曾多次懷著感激的心情翻閱海南版"亞東本"，但后來有機會 讀到部分亞東本原版，卻不免產生了遺憾。我看到的只是《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幾種，對照一下，發(fā)現(xiàn)海南版并沒有完 全按原版重印。僅以《水游傳》為例，亞東原版是豎排，海南版改為橫排；原版有些段落之間空行，似當作一小節(jié)處理，海南版則取消了原版的許多空行；原版人名、地名皆加有符號表示，海南版都予以刪除；原版引號用的是「」和『』 ，海南版都改為現(xiàn)在通行的符號。

大概為了和上述處理協(xié)調，海南版保留了胡適、陳獨秀的序言，卻刪去了汪原放寫的《校讀后記》和《句讀符號說明》。因為"說明"里的"句讀符號"，和重印版上的符號已經不同。但胡、陳的序言， 都對汪的工作贊賞有加，刪去汪文，至少使這些贊譽之詞失去部分所指，甚至會使讀者以為重印版上的標點完全都是汪氏標點的。至于要追蹤新式標點生產的原點，那不必說，只使用海南重印本是不行的，必須再去尋找亞東本的原版。

公平地說，海南重印本面對當今的讀者，上述改動或許是必不可免的。重印畢竟不是影印。盡管魯迅說過："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專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為半 農題記〈何典〉后，作》）但這應該不是主張汪氏有標點壟斷權。不過，既然封面上赫然標了"汪原放標點"的字樣，做了改動，也還是加一兩句說明比較好。當然，從另一角度說，海南重印本對于我們認識媒體生產的特性更有特殊意義。它再次說明，書籍的一次重印，常常就是對書籍形態(tài)的一種改塑或對文本的一次改寫，盡管這種改塑或改寫的程度大小有別。

4、高爾泰《尋找家園》

1986年，我在《中國》文學雜志工作。夏日的一個傍晚，我和同事吳濱陪著高爾泰先生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里穿行。高爾泰先生是美學名家，但對當代文學也極其關注，他發(fā)表在《讀書》雜志上的《愿將憂國淚，化作麗人行》，批評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部"傷痕"名作，指出其膚淺和虛飾，目光如炬，筆底風雷，其意義遠遠超出對一篇小說的評論。目睹一些在"新時期"初期生氣勃勃的作家興高采烈地進入僵硬的文學體制，高爾泰轉而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作家，那天，我們就是去見兩位剛剛嶄露頭角的"現(xiàn)代派"新星，高爾泰很想把他們解讀為"反叛"的英雄，但兩位青年作家嘻嘻哈哈，插科打諢，沒有一點正經，和壯懷激烈的高爾泰說的話完全接不上茬。出來以后，我們蹬著自行車在街巷穿行，高爾泰一直沉默不語，滿臉的失望和沮喪。我和高爾泰先生的接觸，僅此一次，但那時的情景，卻一直深印在記憶里，現(xiàn)在想起來感覺凄涼。

昔日讀高爾泰的美學名著，曾讀得激情澎湃，熱血沸騰，但也覺得，他對"美"的解釋，他那凝煉成口號的美學觀："美是自由的象征"，與其說是來自理論的推導，毋寧說是出自一種信念，一種理想。此次讀高爾泰的散文集《尋找家園》，才知道他對美的渴求和禮贊，其實是在人生絕境中吟詠生命的詩！《尋找家園》無疑是高爾泰先生美學思考的繼續(xù)，因為采取隨筆形式，更讓這位藝術家氣質的作者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特長。大氣磅礴，如刀砍斧斫；悲天憫人，細膩婉轉處如泣如歌。如同美學史上已經記載了《論美》，未來的中國文學史上，一定會記入這部《尋找家園》。（200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