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孔子與“鬼子”

蔣夢麟在北大經(jīng)歷了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戰(zhàn)爭三個時期，每個時期又恰好七年左右。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jīng)費是常有的事，但是蔣夢麟說，在第一個“七年中，雖然政治上狂風暴雨迭起，北大卻在有勇氣、有遠見的人士主持下，引滿帆篷，安穩(wěn)前進。圖書館的藏書大量增加，實驗設(shè)備也大見改善。國際知名學者如杜威和羅素，相繼應(yīng)邀擔任客座教授?！保ā段鞒?新潮》，第127頁）可?他當時多不容易。

蔣夢麟離開后，北大進入一個相對黑暗的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夢麟曾擔任浙江省教育廳長、第三中山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等職。1930年底，國民政府為了振興北大，任命蔣夢麟為北京大學校長，但是他卻回了杭州。

這是為什么呢？據(jù)胡適說：“他不肯回北大，是因為那個時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他回去也無法整頓大學。北京大學本來在北伐剛完成的時期已被貶作為‘北平大學’的一個部門，到最近才恢復獨立，校長是陳百年先生（大齊）。那時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來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學人都紛紛南下了。一個大學教授的最高俸給還是每月三百元，還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個科長。北平的國立各校無法向外延攬人才，只好請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員盡量的兼課。幾位最好的教員兼課也最多。例如溫源寧先生當時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結(jié)果是這班教員到處兼課，往往有一個人每星期兼課到四十小時的！也有排定時間表，有計劃的在各校輪流輟課的！這班教員不但‘生意興隆’，并且‘飯碗穩(wěn)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來同他們搶飯碗，他們還立了種種法制，保障他們自己的飯?。例如北京大學的評議會就曾通過一個議決案，規(guī)定‘辭退教授須經(jīng)評議會通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孟鄰遲疑不肯北來做北大校長，是我們一班朋友都能諒解的。”（《胡適全集》第19卷，第500頁）

在這里，所謂教師兼課的問題需要澄清一下。記得潘光旦在《教授待遇與今日流行之兼任講師制》中說：為什么大學需要專職教授呢？這是因為大學教授不僅要向?qū)W生傳授知識，還應(yīng)該在日常接觸用自己的人格來影響學生。因此，過去的大學是不主張教授兼課的。如果你為了多掙錢非要兼課，那就只能擔任講師。我想當年的魯迅在教育部供職時，同時兼任大學課程，大概就是這樣。基于此，潘光旦認為大學教授一方面要享有較高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必須擁有精神上的寧靜。精神不寧靜，其人格魅力就會大打折扣。

胡適還說：“那時有兩個朋友最熱心于北大的革新。一個是傅孟真，一個是美國人顧臨（RogerS.Greene）。顧臨是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院長，也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他們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幫助孟鄰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從北大的改革影響到整個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問題是：從那兒捐一筆錢做改革北大的經(jīng)費？”（同上）由于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由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任鴻雋、趙元任和顧臨、孟祿等人組成，因此胡適和傅斯年最于擬出一個具體方案，提請中基會討論通過。該方案的主要內(nèi)容是：“中基會與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萬元，以五年為期，雙方共提出二百萬元，作為合作特別款項，專作設(shè)立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及購置圖書儀器之用”。胡適解釋說：“這個合作辦法的一個主要項目是設(shè)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選‘以對于所治學術(shù)有所貢獻，見于著述，為標準’，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應(yīng)有一千五百元以內(nèi)之設(shè)備費’。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課六小時，并擔任學術(shù)研究及指導學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務(wù)或事務(wù)?！保ㄍ?，第501頁）

據(jù)胡適日記記載，經(jīng)過半年左右的反復商討，最后決定聘請十五人為研究教授。他們是：汪敬熙（心理學）、王守競（物理學）、曾昭掄（化學）、劉樹杞（化學）、馮祖荀（數(shù)學）、許驤（生物學）、丁文江（地質(zhì)學）、李四光（地質(zhì)學）、劉志揚（法學）、趙乃摶（經(jīng)濟學）、周作人（文學）、劉復（文學?、陳受頤（史學）、徐志摩（文學）、湯用彤（哲學）。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慶時，胡適對蔣夢麟有過這樣的評價：“話說民國二十年一月，蔣夢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來做校長。他有中興北大的決心，又得到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研究合作費國幣一百萬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他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nèi)齻€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nèi)プ??！保ā逗m全集》第20卷第271頁）

辭退舊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蔣夢麟勇于承擔此事，除了職責之外，還與他的人格追求有關(guān)。蔣復璁說：蔣夢麟是“以儒立身，以道處世，以墨治學，以西辦事?！保ㄅ_灣《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二期第46頁）。專門收集學者趣聞軼事的《學林散葉》有類似記錄：“抗戰(zhàn)中蔣夢麟當北大校長，曾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精神辦事?！保ā秾W林散葉》第36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這里除了“抗戰(zhàn)中”三字尚可存疑外，其他內(nèi)容無大出入。另外陳雪屏也說，“他尊重個人自由：凡個人行為之不涉及公眾權(quán)益者，?絕不過問或批評；凡他的同事在分層負責的范圍內(nèi)所決定的事項，他從不挑剔或干預。他信服老莊的道理，對于屑細的是非之爭與成虧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夠超脫于復雜的人事糾紛之上。”（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一期第11頁）難怪胡適要說，蔣夢麟是一個“有魄力、有擔當”的理想的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