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博得世人尊敬的知識分子，一個曾經(jīng)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奮斗了幾十年的老報人，到了晚年（１９８０年），在“經(jīng)常處于昏迷狀態(tài)，而且連說話也上氣不接下氣”（同上）的情況下，還要召開那種因為徒具形式和言不由衷，早已被人們唾棄的學習會……

１９９７，１１．

附一：王蕓生彌留之際

因為在改版后的《黃河》上寫了一篇《王蕓生的悲劇》，我收到其哲嗣王芝琛先生的來信。信中說：“在您的大作中，有兩點小小的失誤。王出生于１９０１年，而不是１９０２年……。另一處是最后一段，這也許是您看周雨所著小冊子《王蕓生》而來的。不錯，王在臨終前，潛心攻讀馬列，然而他在‘腦軟化’之后，所謂召開學習會，是宣布‘他多年學習馬列主義結(jié)論的’……”。

拜讀這封來信，我才明白周雨寫那本小冊子的時候，還有許多顧忌，只好用“學習會”等曲筆來表述王先生的覺悟。這樣一來，就給我一種錯覺，以為三十年的精神煉獄，已經(jīng)使王蕓生完全喪失了自我，以至成了一個唯命是從的工具。孰不知他的所作所為與我的解讀正好相反，這是我想說明的第一個問題。

另外，我從玉芝琛先生饋贈的資料中，還看到其妹王芝瑜寫的《憶父親臨終前二三事》，也談到王蕓生的一些情況。王女士說，父親病重后，程思遠先生曾經(jīng)對她說：“王蕓生抗日時期在重慶可是個風云人物，……國共上層人物的史實，他知道的最多，最詳細，最真實。不讓他把這些留下來真可惜呀！看看你們可不可以幫他寫回憶錄或者是自傳吶？”

對于這個建議，王家兄妹是認真的。在病人精神好的時候，王芝瑜把程先生的話告訴父親，然而王蕓生卻說：“我的回憶錄，我的自傳，我看是沒必要寫了，我那４０年的日記，一天也不差的日記都已經(jīng)燒了。在燒的時候我就決定不寫了”。

王芝瑜說，她從小就知道父親有記日記的習慣，不論多忙、多累，也不論是生病，還是有什么不幸，他都能堅持每天必記。王女士還說，父親的日記對個人生活瑣事往往是一筆帶過，而對于“何時何地因何事會見何人，經(jīng)過如何，談話內(nèi)容”怎樣，都有翔實的記錄。此外，由于“工作關系，從毛澤東，蔣介石，周恩來，宋美齡等等當時各政要名人到各種政治大事件，沒有不出現(xiàn)在他日記中的，尤其在國共重慶談判時期，更為精確?！笨梢娺@部日記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

正因為如此，主人對它特別珍愛。據(jù)王芝瑜回憶，她母親曾嘆息地說：“跟上你父親的這幾十年，走南闖北不知扔了多少個‘家’。每次剛把家安頓好，你父親一聲說‘走’就全扔了，沒扔的就那幾本日記了，越搬越多。最后只好給他一個專用樟木箱放這些日記本了?！比欢?，就是如此重要的“傳家寶”，卻在文革中被主人付之—炬。燒日記的時候，王芝瑜也在場。燒著燒著，她“發(fā)現(xiàn)未燒著的日記紙上被—滴滴鮮紅的血映濕了……”。原來這是王蕓生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讀到這里，我以為這哪里是流鼻血？分明是他的心在流血嘛！難怪王蕓老在神志不清的時候還忘不了“我，我那４０年的大事記呢？”王蕓生之所以對自己的日記情有獨鐘，除了個人感情外，還有一個對歷史負責的問題。為此，我在回信中說，第一點是我的筆誤（如今已經(jīng)糾正），第二點則澄清了我對王蕓生的一個誤讀。

１９９９．５．４．

附二：王蕓生的幾個軼聞

今年9月26日，是王蕓生先生誕辰100周年。為懷念這位報界前輩，我翻閱周雨先生所寫的《王蕓生》一書，看到幾件耐人尋味的軼聞。

那是1929年夏天，上海新聞界的一個考察團到天津訪問，天津同行在大華飯店設宴歡迎，王蕓生有幸躬逢其盛。宴會結(jié)束后，他走出飯店，在門口聽到車夫們議論：“今天到這里來吃飯的都是干報館的，他們大半都不是好人?！边@一年夏天，正好是王蕓生辭去天津《商報》總編輯，轉(zhuǎn)而加盟《大公報》的時候，這句話對他刺激很大，并成為不斷鞭策他的一種力量。

王蕓生1901年9月出生于天津。因家境貧寒，他僅僅讀了八年私塾。輟學后開始學徒，因為喜歡讀書看報，初次投稿便被采用，為此他辭去工作，企圖以稿費謀生。沒想到從此屢投不中，他只好又去學徒。大革命時，王蕓生先后加入國共兩黨，并南下上海，與博古合編過幾種黨內(nèi)報刊?！八?一二”政變后，面對社會黑暗和政治紛爭，他發(fā)現(xiàn)雖然廁身于報界，卻不是一個獨立的敢說真話的報人。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他在《大公報》發(fā)表聲明，謝絕一切政治活動，專心從事新聞工作。

進入《大公報》以后，該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宗旨，以及“報紙最高目標是能代表國民說話”的理念，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沒有幾年，他就以《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系列文章而名聲鵲起。1936年5月，他在燕京大學新聞學系演講時，又重提舊事，談到車夫們的那句話。他說：“我當時聽了這話很生氣，但一轉(zhuǎn)念，則覺得這未始不是一般社會對于新聞界的一種批評?！睘榇?，他提出新聞記者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第一要以“不矜奇，不立?，老老實實，平平常?！钡膽B(tài)度來培養(yǎng)健康的輿論環(huán)境；第二，要以做好人的勇氣來洗刷新聞界的恥辱，改變老百姓的看法；第三，要以國家的利益為重，用“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精神做好本職工作。

抗日戰(zhàn)爭前夕，王蕓生聽說有一批新聞記者將在日本人的資助下赴日考察，又寫下《招魂》一文。文章說，自從那次挨罵之后，他就立志把新聞工作當成一種好人的事業(yè)。這樣做縱然對國家社會無益，也不至于有害。文章還說，新聞記者很容易受人恭維，被人誘惑，因此新聞記者一定要有堅貞的人格操守，要有為國家為人類兢兢?業(yè)的敬業(yè)精神。否則，他就不配做無冕之王，而只是一個無魂之鬼。大概是因為當時的外交形勢吧，他沒有使用激烈的言辭。不過僅僅是“招魂”二字，就足以表達他的思想感情。

1944年，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再次請王蕓生前去講演。這時候他已擔任《大公報》主編，進一步認識到新聞記者最需要仗義執(zhí)言，敢說真話；最忌諱趨炎附勢，阿諛逢迎。他告誡大家：如果你因為講真話而獲罪，被“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子，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shù)米。潘愕檬且粭l好漢，一個好記者。”這幽默風趣?擲地有聲的話，給在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