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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諾知道芝加哥人不喜歡別人把他們當兇手看，因此他們遷怒于奧特蓋德州長，因為是他撤銷了對已服刑7年的菲爾登、舒沃和尼比的指控并赦免了他們。盡管這是一次正義行動，但奧特蓋德州長的政治前途和個人生活卻由此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正是“秣市廣場騷亂”案使丹諾下定決心，要用畢生精力與美國法律關于共謀犯罪以及死刑的條文作斗爭。

盡管奧特蓋德州長赦免了3名幸存者，但是他不可能為那4個已經被絞死的人爭取緩刑，也不可能為那個獄中自盡的人爭取緩刑，同時也不能對要求處死他們的嗜血的芝加哥人判刑。芝加哥人覺得，奧特蓋德既然已經把芝加哥人變成事實上的兇手了，那就毀滅奧特蓋德吧！于是各種詛咒朝奧特蓋德迎頭潑來，他成為有史以來一個最卑鄙的人，一個縱容姑息犯罪的人，一個破壞文明的人。

丹諾尊敬奧特蓋德，對強加在朋友身上的這些罪名深感氣憤，于是他同意作為候選人和奧特蓋德共同參加1896年的國會議員競選。奧特蓋德打算謀求連任，以便表明自己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思想。丹諾不喜歡從政，以前擔任市政顧問時已經讓他對從政有了感性的認識，他想做一個局外人，這樣他可以選擇自己的戰(zhàn)場。不過，看到奧特蓋德州長經歷了“秣市赦免”事件的打擊和痛苦以后，憑著不屈的精神和過人的智慧又重新站了起來，他感到十分高興。

競選中，“普爾曼罷工”是一個問題。奧特蓋德出馬競選就是要從格列佛·克利夫蘭手中奪取民主黨的領導權，而克利夫蘭正是1894年派遣聯(lián)邦軍隊進入芝加哥鎮(zhèn)壓罷工的罪魁禍首。丹諾出來競選主要是為了抨擊“依靠禁令實行強權統(tǒng)治的政治”。

民主黨施政綱領的一項條文這樣寫道：“我們特別反對依靠禁令實行強權統(tǒng)治的政治。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新形式的極其危險的對民眾的壓迫。聯(lián)邦法官可以靠禁令凌駕于法律和公民的權利之上，從而把立法者、法官和執(zhí)行者的權利集于一身。”然而，競選中辯論的焦點卻是“自由銀幣”和“自由金幣”的政策。美國當時正遭受著一次周期性的經濟不景氣，由于中西部農民借了東部金融機構大筆的債務，因而他們以宗教般的虔誠篤信：如果銀幣再度成為法定貨幣，金價會下跌，會有更多的錢進入流通，金融業(yè)就會再次出現繁榮景象，因此他們就能還清債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