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之后被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文件、電報以及其他有關材料。凡是送給張聞天的材料,政治局的、書記處的、中央各部委的,更不要說交部各單位和駐外使館的,都由我先看一遍,挑出需要送張聞天閱的(其余就被我給精簡了),對有些文電還在旁邊批注點個人看法或處理意見。這當然是秘書的工作,在我也是不小的負擔。因為除此以外,每天還得看三本《參考資料》(現(xiàn)已改為一本,內容少多了)、當日的報刊和多種“內參”資料。如果出差,回來還得補課,把耽誤的材料大體上瀏覽一遍。
凡送經張聞天審批上呈、會簽以及發(fā)表的文件,他也要我先看一下,該修改的就修改,不能用的可以直接退還給原來的起草單位請他們另擬。有些須報經他同意,有些就由我自行處理,否則他會說:連這點事都辦不了。這就在實際上使我處于把頭道關的地位。所以1959年批斗我時,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就說,何方真霸道,他的這道關比部長都難過!有的文件是他讓我修改的,但只有原則指示,我按個人的意見改后,他也就批準了。例如修建駐蘇聯(lián)大使館,他看了設計和預算報告后,認為花錢太多,有點鋪張,就讓我給壓縮一下。我仔細看后,雖然不懂建筑,但也覺得浪費了些,于是就建議砍掉原設計中的露天游泳池和大使官邸通向辦公大樓的長廊?!拔母铩焙?,我在延安俄文學校的同學李則望做了駐蘇大使。他曾對我抱怨說,砍掉游泳池還不大要緊,砍掉長廊?幾乎讓大使官邸變成廢物了。因為莫斯科有三四個月大雪鋪地,住到和主樓離得相當遠的官邸就很難步行去上班,倒不如和大家一起住到大樓里去算了。再說,按照協(xié)議,兩國使館占地面積應該完全對等,但由于當時中蘇友好,實施過程中,不知怎么搞的,我方的地皮比蘇方的小了些。等到兩國關系惡化后,再去交涉,人家已不認賬5,就只能啞巴吃黃連了。
由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元化的人治,所以大家都得跟著領導轉。在中央,就是圍著毛主席轉。而毛主席又是獨行其事,不大照顧別人。例如他在建國后還一定要堅持晚上辦公、白天睡覺的習慣,不光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而且如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也得照此辦理。核心以外的領導人也是時刻準備著,中央各部委夜間值班都得做特別的安排。但張聞天卻有點例外。他是必須在晚上十點鐘睡覺,幾乎雷打不動。這一情況中央領導都知道。所以周恩來還專門給外交部打過招呼:沒有特別緊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攪聞天。這樣一來,晚上急事比較多的外交部、又負責常務的張聞天這一關怎么過呢?他想了個辦法,就是讓我住在景山后街他們家里,幫他抵擋一陣。這可真讓人叫苦不迭。白天緊張了一天,晚上連個安寧覺也睡不成,倒在其次,因為那時才三十多歲,還吃得消。問題是我家住東單,和他們家一南一北距離很遠,真有點宋詞上說的“客舍似家家似寄”了。我才得了個兒子何小黎,也多少有點“舐犢情深”,總想回家看看。往往只能是利用午休時間,倉皇回去看上一眼。在小黎興高采烈地喊著“爸回”的聲中,又去上班了。有時我也有一兩天自行回家,不去他們家住。張聞天并不批評,只是半開玩笑地挖苦說,“何方舍不得小宋(以敏)了吧!”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少回家。住他那兒路遠,不方便。再加上我還有個倔脾氣,就是在物質享受和各種待遇上堅持不占便宜不伸手的習慣,因而不在他家吃飯,也不搭他們的車上下班??偸窃缟蠌木吧胶蠼殖霭l(fā),以急行軍速度走三四十分鐘到外交部(我一輩子不會騎自行車),中間在東華門大街的小攤兒上吃頓早點,午飯和晚飯則在部里的食堂解決,晚飯后再大步流星回到景山后街。按規(guī)定,我上下班可由公車接送,但我一直沒用。對此,張聞天還在部務會議上表揚過。
住在張聞天家,實際上就是給他值夜班。在我的印象中,還沒有因為急事叫醒過他。遇事都讓我給自行處理掉了。我的辦法是,凡是認為有把握的就自己做主,沒把握的就來個“上推下卸”。那時碰到的外交問題不多,因為這類事可以找分工主管的章漢夫、喬冠華他們,而且較重要和緊急的事,大多由夜班的領班王凝專員直接去和總理辦公室聯(lián)系了。我在張聞天家里,晚上遇到最多的事情是他直接抓的對外宣傳。那時的分工是,凡與外交有關的新聞報道和對外宣傳,由外交部管;有關中國情況與政策的宣傳報道,則歸中宣部和文化部(后來交給新成立的對外文委)。其實要通過張聞天的,主要還是有關重要國際和外交問題的新聞報道與評論,多是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打交道。那時我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新華社副社長繆海凌的聯(lián)系也就稍多些。內容無非是有關重大國際和外交問題的新聞發(fā)布(由于我們要審查,所以新聞報道總比外電慢些)、新聞評論之類。凡是我認為問題不大的,就同他們商量著處理了,涉及重大問題就請他們報總理辦公室。當然,其他零碎事情也不少,包括張聞天本人臨睡前交辦的事項。例如1955年四月美蔣特務炸掉了我國出席亞非會議部分人員乘坐的飛機,我們除發(fā)表外交部聲明,同港英當局進行交涉外,中央十六日還決定第二天要在中山公園舉行追悼遇難烈士的群眾大會,內定衛(wèi)生部長李德全以紅十字總會會長名義做主旨講話,講稿由外交部擬定。張聞天下午開完中央會議,一回到家就叫人趕快找我。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去人民醫(yī)院看一個病人。當秘書的陳國泰也真有辦法,硬是把我給找到了。張聞天向我作了簡單交代,說稿子明天會上就要用,后天見報。于是我就得連夜趕出一篇講話稿來。
可能是由于覺得我使用起來順手,所以張聞天想要做的事情,就往往把我給卷了進去,我就得跟著跑龍?zhí)?。外交部內需要協(xié)助他做的工作本來已經夠多的,比如文件的起草和把關、內部通報和刊物的編寫、部內單位以及駐外使館調研工作的聯(lián)系與協(xié)調、前面談過的外交部分工管的對外宣傳,以及我自己所擔負的行政和黨內職務份內的各項工作。再加上張聞天雖然只當了個副部長,但是卻總還想做更多的事,要盡量利用手中那點權力,做一些勉強沾點邊實際上還是超出外交部管轄范圍的事,如開拓全國的國際問題研究,進行涉及全國的關于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的宣傳教育(包括大學的課程設置)、倡導對外學術交流,等等。這里面好多事,也是要我動手或跑腿的。我也成了沒有秘書職務和名義的“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