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調(diào)會長的傳達室里，有一位妙齡苗條、颯爽英姿的女性，那就是昭小姐。她氣場頗強，很快就跟記者們混得很熟，常邀請我們“去喝酒吧”，然后就帶我們?nèi)バ聵虻囊婚g酒吧，對店里的女招待說“對這些先生們好一些”，宛如大姐大。在店里，有時還陪我們跳舞，那舞跳得可真地道。

角榮身邊除了數(shù)名秘書外，還有黨內(nèi)眾多的“田中派”青年國會議員左右相伴。包括小澤一郎在內(nèi)的今天尚健在的一些政壇大佬，都習(xí)慣管昭子叫“媽媽?！被颉敖憬恪薄Ｒ晃划?dāng)時負責(zé)編輯越山會機關(guān)刊物《月刊越山》的田中事務(wù)所工作人員回憶說，每到選舉階段，昭子跟什么人談話時，時常會以很大的聲音說：“需要幾個億？”“明白了，我來收集?！比缓缶鸵姈|京佐川急便的老板渡邊廣康到事務(wù)所來，跟昭子磋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角榮習(xí)慣一大早在宅邸會客，大約上午十點左右來事務(wù)所。出發(fā)時，目白（即田中宅?。┓矫鏁騺黼娫?，告知“先生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去了”。這時，昭子會從辦公桌的抽屜中拿出一面鏡子，然后對鏡整理一番頭發(fā)。平時，偶爾也會對周圍的人半嗔怪、半炫耀地說：“我不在，老爺子什么都動不了的……”令人感到即使是獨擋一面的女中豪杰，骨子里也還是個如水的女人。

1972年6月，田中出版《日本列島改造論》，引起地震般的反響。一個月后，出馬競選自民黨總裁，以絕對優(yōu)勢擊敗宿敵福田赳夫，登上首相的寶座，這也是角榮和昭子的鼎盛期。然而，好景不長，兩年后的1974年10月，《文藝春秋》雜志推出兩篇重磅調(diào)查報告，一篇是著名政治記者立花隆的《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另一篇是兒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會女王――另一種田中角榮論》。前者嚴(yán)肅、深度，以詳盡的第一手材料揭開了田中政治“現(xiàn)金流”的蓋子，廣為人知，作者也一躍躋身一流作家的行列；與前者相比，后者則使出小報娛記的解數(shù)，將矛頭對準(zhǔn)昭子，旨在披露政治幕后的丑聞和八卦。兒玉在報道中如此描繪道：

佐藤昭，四十六歲，一個有著像男人一樣的名字的女人。她坐在背朝窗子的桌前，僅憑給自治?、俚膱蟾?，便舉重若輕地運作年約二十億日元的政治獻金（以越山會為主體的田中派1972年度政治獻金的總額）。雖說需仰仗其主子田中角榮的指示，但她無疑有相當(dāng)?shù)牟昧繖?quán)。可以說，了解資金的進項與出項之全貌者，非她莫屬。她被麇集在權(quán)力周圍的人們稱作“佐藤媽媽”或“媽媽”，正是與田中角榮的權(quán)力互為表里的存在。

令昭子最難堪的是，兒玉的報道披露了其此前鮮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兩度婚姻外，還有成為角榮秘書前，其在新橋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的經(jīng)歷。她在角榮去世后的翌年，為《新潮45》雜志撰寫的一篇題為《我的〈田中角榮日記〉》的文章中寫道：

那個報道出來的時候，我悲憤到了極點……干脆說吧，被曝光的過去，是我在新橋打工的經(jīng)歷。對我來說，那件事是人生的羞恥。我從未對任何人說起過，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兒玉的報道無視日本新聞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說事的不成文行規(guī)，基本屬于“狗仔”行為。正是在某種極度的恐懼、羞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為“昭子”，受傷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兒玉報道出籠后，昭子的愛女敦子遂成了小報和周刊雜志的記者們追獵的目標(biāo)，連上學(xué)的路上都會遭到圍堵。也許是出于一絲惻隱之心，報道本身雖然未碰其女之事，但丑聞的發(fā)酵效應(yīng)客觀上還是把敦子變成了犧牲品。敦子雖然出生于昭子與第二任丈夫婚內(nèi)，實際上卻是昭子與角榮的孩子。對此，昭子后來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