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已經(jīng)說到，我在濟南高中有兩個國文老師，第一個是胡也頻先生。他在高中待的時間極短，大概在1929年秋天開學后只教了幾個月。我從他那里沒有學到什么國文的知識，而只學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無產(chǎn)階級革命。他在課堂上只講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chǎn)階級文學，為了給自己披上一件不太刺激人的外衣，稱之為現(xiàn)代文藝?，F(xiàn)代文藝的理論也不大講，重點講的是它的目的或者使命，說白了，就是要革命。胡老師不但在堂上講，而且在課外還有行動。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想組織一個現(xiàn)代文藝研究會。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擺開桌子，鋪上紙，接收會員，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聚觀者數(shù)百人。他還曾同上海某一個出版社聯(lián)系，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宣傳現(xiàn)代文藝。我在組織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一個積極分子。我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并為將要出版的刊物的創(chuàng)刊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干脆就叫“現(xiàn)代文藝的使命”，內(nèi)容已經(jīng)記不清楚，大概不外是革命，革命，革命。也許還有一點理論，也不過是從弗理契書中抄來的連自己都不甚了了的“理論”。不幸（對我來說也許是幸）被國民黨當局制止，胡老師逃往上海，群龍無首，煙消云散。否則，倘若這個刊物真正出版成功，我的那一篇論文落到敵人手里，無疑是最好的罪證，我被列入黑名單也說不定。我常自嘲這是一場類似阿Q要革命的悲喜劇。在自己糊里糊涂中就成了“革命家”，遭到迫害。同時，我對胡也頻先生這樣真正的革命家又從心眼里佩服。他們視國民黨若無物，這種革命的氣概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從戰(zhàn)術上來講，難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這也是難以避免的，我甚至想說這是必要的。沒有這種氣概，強大的敵人是打不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