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銀行請了十多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jīng)濟學(xué)者晚宴，來賓六十多人。阿羅（一九七二獲獎?wù)撸┡c我被選為宴后講話的人。起初我以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謝世的施蒂格勒說些什么，但在宴前兩個小時，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講話是代表科斯的。原來科斯連日奔波，疲倦之極，要在頒獎的前夕多些休息。

我演說從來不作準備，而在美國演講時，座中有三幾位諾獎得主已試過幾次了。然而，十多位諾獎得主在座的情況，卻從未遇！我雖不腳軟，但有點緊張。在晚宴前的酒會中，我首先遇到阿羅。我們沒有見面十多年了，他一見到我，就熱烈地跟我握手言歡，使我感到一陣溫馨，緊張的心情也松弛下來了。接  見到弗里德曼夫婦　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說笑，氣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時，我突然見到薩繆爾森，又立刻變得緊張起來了！薩氏是半世紀以來最杰出的理論天才，但自從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后，他變得沉默寡言，整天皺  眉頭，使人有難以親近之感。我佩服薩氏，知道他的厲害，也生畏。

那夜見到薩氏在座，我想，此公當年不到二十歲鋒芒畢露，發(fā)問從來不客氣，講話后的聽眾發(fā)問，一般地說，我可以兵來將擋，可是假若薩氏返老還童，要以什么方程式來跟我過癮一下，我倒不容易應(yīng)付了。

阿羅先講話，講了三十分鐘，輪到我。我走到麥克風(fēng)前，向左一看，坐  的是弗里德曼，對  我笑容可掬，不住點頭，示意嘉許。但當我向右一看，坐的是薩繆爾森，只見他閉  眼睛，顯得愁眉苦臉似的，一時間我涼了半截；不過，話還是要講的。我胡亂地說了一些，是關(guān)于科斯理論對中國經(jīng)改的影響。最后我說，假若我自己對中國的經(jīng)改有點貢獻，總而言之，是我無形中作了“中間人”，把科斯的學(xué)說介紹到中國去。我又說，這“中間人”不難做，因為科斯的產(chǎn)權(quán)及交易費用理論可以說得很淺白，是不難“推銷”的。我自己覺得話講得不好，但在散場之際，弗里德曼走到我身旁，說：“你講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來跟我們進午餐　”我欣然答應(yīng)了。當夜回到酒店，閑  無聊，掛個長途電話到香港給楊懷康，向他述說因為薩繆爾森在座，使我亂了陣腳，講話講得一塌糊涂。楊老弟聽說我有難，高興到不得了，笑得很開心，說：“這叫做牙擦蘇遇到黃飛鴻！”我認識楊老弟十多年，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出這樣中肯的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