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巴黎的汽車》和其他的澳大利亞哥特式電影,可以被看成是社會意識變化的代表。它們混合了恐怖/科幻的電影元素,與現代美國電影的趨向相似,而且澳大利亞的哥特式恐怖電影繼續(xù)強調著家庭和權威的不公正。比如,洛夫·德希爾(Rolf de Heer)導演的《血狼星》(Incident at Raven’ Gate,1988),以及菲利普·布羅費(Philip Brophy)導演的《融尸蕩魂》(Body Melt,1993),都與《假期驚魂》一樣,描寫著隔絕鄉(xiāng)村的變態(tài)和墮落。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相似之處是大衛(wèi)·克羅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作品的外觀,他利用恐怖電影的類型慣例來進行探索和社會評論,這在《毛骨悚然》(Shivers,1974)中特別明顯,就像《融尸蕩魂》呼應了威爾的電影一樣,以一個諷刺性的廣告場面開始。也許克羅南伯格的電影(以及延伸開來,包括威爾的電影)最終的表達,就是批判消費主義、不道德以及批判《欲望號快車》(Crash,1996)中汽車在現代文明中的作用。
通過對《三人行之邁克爾》和《霍姆斯塔爾》中的主題和風格的發(fā)展,《吞噬巴黎的汽車》反映了威爾改寫類型主題的傾向。這個傾向在他以后的電影中特別突出,并且?guī)椭⒘艘粋€特殊的民族國家類型--澳大利亞哥特式電影?!锻淌砂屠璧钠嚒吩谄狈可系氖〔]有妨礙威爾繼續(xù)他的下一部更有影響力的電影,《懸崖上的野餐》。在《邁克爾》、《霍姆斯塔爾》和《吞噬巴黎的汽車》中,融合著恐怖或喜劇的社會諷刺性元素;而在《懸崖上的野餐》中,由于影片改編自小說和取材于其他藝術來源,通過使用更為完善的象征手法,社會諷刺性元素得到了進一步的提煉。威爾接下來的兩部電影--《最后大浪》和《水管匠》,是《三人行之邁克爾》的后續(xù),講述的都是成功的白人中產階級家庭,他們隱居的生活面臨著古怪的威脅,似乎那些在社會的約束下,希望生活有所改變的年青的一代,如阿瑟和馬弗利先生,都成為了年長一輩的支持者。
《懸崖上的野餐》與《吞噬巴黎的汽車》相比,在商業(yè)上和評論上更為成功,對于一種成功的澳大利亞電影類型(“古裝”電影)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采用了類似歐洲藝術電影的手法,而不僅僅是顛覆某一種美國電影類型,因此《懸崖上的野餐》在威爾的電影中非常特別。然而,在開創(chuàng)澳大利亞“AFC”(澳大利亞電影委員會,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類型上,它滿足了電影復興運動在商業(yè)成功和文化自尊上的雙重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