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生日頌》手稿

死亡后記

西川

海子去世以后，我寫過一篇名為《懷念》的文章，那篇文章是這樣開頭的：“詩人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之一?！爆F在5年過去了，海子的確成了一個神話：他的詩被模仿；他的自殺被談論；有人張羅著要把海子的劇本《弒》譜成歌??；有人盤算著想把海子的短詩拍成電視片；學生們在廣場或朗誦會上集體朗誦海子的詩；詩歌愛好者們跑到海子的家鄉(xiāng)去祭奠；有人倡議設立中國詩人節(jié)，時間便定在海子自殺的3月26日；有人為了寫海子傳而東奔西跑；甚至有人從海子家中拿走了（如果不說是“掠走了”），海子的遺囑、海子用過的書籍以及醫(yī)生對海子自殺的診斷書（這些東西如今大部分都已被追回）。海子在孤獨寂寞中度過了一生，死后為眾人如此珍視、敬仰，甚至崇拜，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事。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詩歌的力量所在。當然，很難說對海子的種種緬懷與談說中沒有臆想和誤會，很難說這里面沒有一點圍觀的味道。忽然有那么多人自稱是海子的生前好友，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到他們是想從海子自殺這件事上有所收益，他們是想參與到一個必將載入史冊的“事件”當中來。

或許臆想和誤會悉屬正常。一個人選擇死亡也便選擇了別人對其死亡文本的誤讀。個人命運在一個人死后依然作用于他，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在海子自殺這件事上，我們不可避免地面對兩種反應：一種是贊佩，一種是憤怒。有時我們會聽到這樣一種高聲斷喝：“海子是個法西斯！”“海子是自我膨脹的典型！”有一種觀點把海予變成了武俠小說中的人物，認為海子是那類練黑道武功的殺手，雖然武藝高強，但到底不是正宗，因此自身積郁了太多的毒素。海子最終是為自身的毒素所害。大體說來，海子自殺激怒了兩類人：一類是那些懷有高尚然而脆弱的道德理想的讀者；另一類便是自身尚在謀取功名的詩人。我在美國出版的《一行》詩刊上讀到過這樣一句莫名其妙的嘆語：“怎么讓這小子玩了頭一把？”似乎在自殺上也有一個優(yōu)先權的問題，似乎海子從對詩歌語言的霸占最終走到了對死亡的霸占，似乎海子的死廢掉了別人的死。這幾年詩歌界內部對海子詩歌的評價較之1989年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些人認為海子的詩歌寫作其實尚處于依賴青春激情的業(yè)余寫作階段，并未真正進入專業(yè)寫作；又比如認為海子只有他的夢想卻沒有他的方法論。這些觀點或許都有道理，但是否也有人依然把海子視作一個擋道的人呢？

不過，盡管人們對海子的評價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海子的死帶給了人們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這樣一個缺乏精神和價值尺度的時代，有一個詩人自殺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審視、認識詩歌與生命。但是，理論界似乎對此準備不足，因此反應得有些措手不及，這一點從有人將海子與屈原、王國維、朱湘，甚至希爾維亞`普拉斯扯在一起就能看出。這種草率的歸類表明，人們似乎找不到現成的、恰當的語言來談論海子，人們似乎不知道該怎樣給海子定位。于是便有了一些想當然的見解。四川詩人鐘鳴在其文章《中間地帶》里，把海子說成是一個奔走于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間的人，認為海子在兩個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便只好讓自己在精神上處于一種中間地帶。上海評論家朱大可在其《宗教性詩人：海子與駱一禾》一文中，賦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儀典意義，于是海子便成了一個英雄，成了20世紀末中國詩壇為精神而獻身的象征。朱文認為海子選擇在山海關自殺也有其特殊的用意，因為山海關是長城的起點，是“巨大的種族之門”，與歷史上最大的皇權專制有關。我想，海子若真做此想，那么他定然脫不了演戲的干系，他的自殺也便成了自我獻祭。而事實上，海子并沒有選擇山海關，而是選擇了山海關至龍家營之間的一段火車慢行道。那是一個適于自殺的地點，在海子之前，曾有三個人在那里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