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賞析確乎是因人而異的，在這方面詩歌較之小說戲劇尤為顯然。情況千差萬別，但大致還是可以理出一些頭緒。

有的差異是由于了解得不夠或誤會引起的。漢儒說詩，以為《關雎》是寫后妃之德，與今人將其還原為情詩來讀，那審美感受與評價自然是差之天遠。近人黃裳《珠還記幸》中記載了一件有趣的往事。他托人請李一氓寫字，得到一首詩，云：“電閃雷鳴五十春，空彈瑤瑟韻難成。湘靈已自無消息，何處更覓倩女魂。”他猜這詩作于“十年動亂”中，是首披著美麗外衣的政治詩，香草美人，寄托的是對革命理想的重重追懷求索之情。后見李一氓自己的說明，才知是首悼亡詩，此仿李商隱體，雖屬無題，實可解說：“第一句指一九二六年潘漢年同志參加革命到一九七七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雖有成績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說穿了，如是而已，并無深意?！庇谑遣胖雷约旱牟聹y錯了。于是對此詩，便有了新的認識，理解要切實得多。

至于由人們的出身教養(yǎng)、生活閱歷、知識結構、心理素質的不同所形成的鑒賞趣味和鑒賞力的差異，從而導致鑒賞的不同，那是更為普遍的現(xiàn)象。林黛玉的《題帕詩》在我們看來也許算不得怎樣的感情纖細，但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或非洲腹地的黑人必然是不知所云；誠如石油大王不懂撿煤渣老婆子的辛酸，一般的農夫，誰又懂得《梁甫吟》呢。就戲曲而言，湖北人愛的二黃，四川人未必感興趣；四川人喜歡的高腔，湖北人也未必十分欣賞。老年人讀《三國演義》津津有味，年輕人對《紅樓夢》更易入迷。就詩而言，一般讀者偏愛唐音，但不少學者就深嗜宋調（那是嚴羽指責為“以學問為詩”的）。同屬流浪者之歌，舊時士大夫雅好“何日歸家洗客袍”的吟詠，現(xiàn)代讀者卻欣賞“何其臭的襪子，何其臭的腳”的歌唱……如此紛繁復雜，幾乎令人莫衷一是。

但有一個事實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鑒賞趣味的廣狹與鑒賞力的高低往往是成正比的。藝術上的“偏食”，會導致審美力的貧弱；而真正博雅的鑒賞者，其心馳神往不一定非“陽春白雪”不可，他倒往往能兼做“下里巴人”的知音。唐代詩豪劉禹錫，就很能領會巴渝鄉(xiāng)土民歌妙詣，并加工創(chuàng)作《竹枝詞》，為七言絕句增添了一大專體，繁榮了風俗人情絕句的創(chuàng)作，不失為對唐詩寶庫的一大貢獻。新詩前驅者之一的劉大白，對舊詩的造詣也極深，少作《眼波》詩云：“眼波脈脈乍惺忪，一笑回眸恰恰逢；秋水雙瞳中有我，不須明鏡照夫容。”雖屬戲筆，可見精妙。但他卻識得那首人們認為不值一哂的張打油《詠雪詩》（詩云：“宇宙一籠統(tǒng)，古井黑窟籠；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保┰诿鑼懮献杂泻锰帲骸八念櫭Ｃ?，一白無際，只剩得古井一個黑窟籠，越見得宇宙的一籠統(tǒng)了。第三句雖只平常；但是第四句一個腫字，卻下得絕妙。從這一個腫字，襯出上句黃狗身上的白，是腫的白；而本句白狗身上的腫，是白的腫。真能活畫出渾身是雪的兩條狗來！”（劉大白《舊詩新話》）

最煞風景的，是不知“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有別法，非同文也，而引起對詩與詩人隔膜的批評。例如不知離形得似，夸飾恒存，而指責杜甫“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武侯廟柏》）寫樹圍與高度不成比例（沈括《夢溪筆談》）；強解李白“白發(fā)三千丈”（《秋浦歌》）之“三千丈”為頭發(fā)之總長；不知通感為何事，而派宋祁“紅杏枝頭春意鬧”（《玉樓春》）為“流毒”：

若紅杏之在枝頭，忽然加一“鬧”字，此語殊難著解。爭斗有聲謂之“鬧”，桃李爭春或有之，紅杏“鬧春”，予實未之見也?！棒[”字可用，則“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李漁《窺詞管見》）

不知詩人可以“視通萬里”，而譏杜牧“千里鶯啼綠映紅”（《江南春》）為失真：“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保钌鳌渡衷娫挕罚┎恢^句多偏師取勝，即小見大，須睹影知竿，而罵杜牧“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為“措大不識好惡”（許 《彥周詩話》），這些批評在當時或后世留下許多爭端。賞析不同，以至于此，似乎真是主觀隨意的事體，無怪要被排出文學研究的領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