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自己的大樂趣就在于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那么，我對自己的寫作又抱有一種怎樣的態(tài)度呢？

李慎之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對此我是非常認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流血的世紀；而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改良的世紀，流汗的世紀。這一判斷同樣影響到我的寫作態(tài)度。我從來不想將自己的文字變成一種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對改良社會有個立竿見影、馬到功成的效果。

我寫評論，這首先是一種思考與表達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精神狀態(tài)。一個真正熱愛寫作的人，未必會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會將自己每天的寫作當作一種關(guān)乎良心的禱告。既然不希望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nèi)過盡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興邦，改天換地？

有人說，魯迅是雜文，胡適是評論；魯迅是酒，胡適是水。酒讓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癲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在平常的寫作中，不管實際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適的。所以，如果有人說，“培云，你的文章讓我想起了魯迅”，這樣的時候，也許他是在開玩笑，也許是在贊揚我，但是說實話我會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會想到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想到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想到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夠?qū)捄?，寫作是不是過于凌厲。

我承認，我更喜歡胡適的那份安寧豁朗、樂觀寬容以及“我從山中來，帶來蘭花草”的爛漫與純樸。無論在什么樣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風度的。在苦難與陽光之間，我更愿意看到陽光的一面、積極的一面，看到萬物生長，而不是百花凋零，獨自嘆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個人，由著一個漸次開放的環(huán)境，都在向著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沒有敵人。

以獨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與良心去擔當。遙想胡適先生當年，不僅挨了魯迅的罵，挨學生（毛澤東）的批。1928年，由于寫《人權(quán)與約法》，還坐過國民黨的幾天牢。據(jù)說，若不是《紐約時報》參與營救，還險些被判了死刑。胡適的一生會因為同情而讓步，卻從未屈服過。他是思想之軍，而非暴力之軍。

大概是2003年前后，我在法國的電視臺上無意間看到一則歌舞劇的片花。雄渾的音樂、宏大的場面讓我激動不已。歌舞劇的名字是《斯巴達克思》，我印象最深、最讓我回味無窮的是其中一句歌詞“Je reviendrai，je serai des millions”。為此，我還特別將它譯成了很上口的八個字——“我將歸來，萬馬千軍”。這樣的雄心壯志，是很適合一個遠赴他國求學的游子的。即使是一個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未來可期。遺憾的是，由于當時學業(yè)較忙，未能親臨演出現(xiàn)場。而在我離開巴黎時，想買張碟已是難上加難。其后幾年間，每次返回巴黎時，不忘在音像店里翻箱倒柜，但都一無所獲。謝天謝地，在2010年的秋天，我突發(fā)奇想，竟然在國內(nèi)的網(wǎng)站上買到了。

我從來沒想過要到國外定居，我注定要回到中國，我犁鏵一般的筆尖注定是要落在這片土地上。區(qū)別在于，雖然我希望自己帶領(lǐng)萬馬千軍歸來，但是我的理解和舞臺劇里的斯巴達克思不同。其一，我所期望的萬馬千軍，是思想之軍，而非暴力之軍。其二，我所期望帶領(lǐng)的，不是縱橫沙場的萬馬千軍，而是我孤身一人。我不會像芮成鋼那樣做急于“代表中國，代表亞洲，代表世界”的“三表人材”，我只想做“一表人材”，只代表我自己，靠著自己的經(jīng)驗與理性發(fā)言，不強迫任何人。

而且，我分明看到，無論是歷史還是現(xiàn)實，那些能夠帶領(lǐng)萬馬千軍的人，未必能帶領(lǐng)好自己。關(guān)于這一點，看看當年袁世凱的凄涼晚景就知道了。另一句廣為人知的話是，打得了江山，卻丟掉了自己。一個以思考為業(yè)的人，當以獨立思考為安身立命的根本，沒有比帶領(lǐng)好自己更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