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tài)等的責任，特別是解除了對那些伴隨著激烈情緒的行動的責任。承擔責任會使我們感到局促不安，減輕責任是我們贊成這個理論體系的一個誘因。

在弗洛伊德理論體系中，只要把自我的活動描繪為一種陰謀詭計或者說是密謀策劃的行為，這些模式就可以說是依賴于一種因果關系聯(lián)結(jié)，這樣一來，這些簡單的模式就很受歡迎。這種簡單性也具有誤導性，因為把重點放在因果關系上就會使整個系統(tǒng)變得復雜成為必要。作為例子，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童年時代的創(chuàng)傷和成年時期的心理失常之間，在這兩個相關事件中存在著時間間隔。這個時間間隔是如何被處理的呢？在這里，時間間隔是看待這兩個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的主要障礙之一。為了增加因果關系鏈的善辯力，有必要拿來無意識（在無意識中，創(chuàng)傷留待備用，必要時作解釋之用）、自我（自我聲稱它存在于無意識）和其他心理裝備理論。為了解釋為什么并不是所有童年時代受到創(chuàng)傷而成年后卻沒經(jīng)受同樣的心理失常，就必須啟用整個防御機制。在這個因果鏈中，任何明顯的簡化性都具有欺騙性。

雖然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批評越來越多，但是，由于它具有長期的治療疾病的歷史，所以治療疾病的很多證據(jù)繼續(xù)存留著。這段歷史表明，弗洛伊德理論不是完全缺乏功效方面的證據(jù)。弗蘭克·考費（Frank Cioffi，1998）強調(diào)說，治療價值的問題不應當同人類本質(zhì)的理論描述問題相混淆，這種觀點是非常正確的。這些問題是截然不同的。人類的本質(zhì)有時可能對心理分析產(chǎn)生良好的影響，但是，良好的影響不能構成理論真實性的證據(jù)。在特定的條件下，反應良好僅僅是效用的證據(jù)。盡管如此，它的有用性到底是什么，其原因尚需要進一步探究。

其中，第一種可能性是，心理分析關系對作為與宗教信條相同的各種原則同樣起作用。這兩種思想機構的共同特征是：它們的運作都會減輕行動的責任，心理分析是使行為方式處于強制性的機械論觀點，宗教信條是利用對牧師神圣的饒恕許可的信仰。如果心理分析能引導病人接受這個機械的理論體系（可以看出，對待心理“解析”必須持十分慎重的態(tài)度），那么就能引導他們看到他們過去的固執(zhí)任性是無法控制的，也就是說，這不是他們的責任 因此，也就不能成為拒絕他們在將來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證據(jù)。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應當繼續(xù)對完成自尊施加不利影響。

第二種可能性是，心理分析學家作出的逐步解析導致這樣的現(xiàn)實局面：人被描述為邪惡力量的傀儡，所以，人對此作出挑戰(zhàn)般的反應，繼續(xù)證明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能控制自我并作出選擇。

第三種可能性是，下面將要談到的、稍微有點復雜的情況。治療經(jīng)驗使人獲益良多：很多教養(yǎng)良好的人可能成長于某一生活環(huán)境，該環(huán)境會鼓勵他們把自己看做是“好人”，從而把注意力從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謀殺和淫欲等這些可能的發(fā)展方向上轉(zhuǎn)移開。由于對此說教不多，所以這些潛在的可能性與其說受到了壓抑還不如說未被人認識到，因此，這些人習慣性地、毫不知情地自欺，總是認為自己是好人；而那些把自己當成好人的人不可避免地會感到自己活在一個糟糕的世界上，因為在他人身上滿是潛在罪惡的證據(jù)，而那些人自己卻尚未察覺。弗洛伊德理論展現(xiàn)在他們面前，讓他們看到自己的邪惡潛質(zhì)，這種不均衡重新得到調(diào)整。他們對自己的態(tài)度變得中立了，這種狀況看起來為他們控制自己或作出選擇提供了最好的杠桿。

第四種可能性是，弗洛伊德理論對原因機制的突出強調(diào)為那些在童年期對此缺乏足夠認識的人提供了矯正物。姑且可以這么說，對那些起初受到的原因機制教育不充分的人，弗洛伊德的原因機制論為他們上了一堂補習課。即使是這樣，原因機制也只對選定的一群人起作用，他們的反常狀態(tài)是由于缺乏對行動結(jié)果的理解能力造成的?；蛘?，一般來說，是由于對因果聯(lián)結(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