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與行為》機械工業(yè)出版社 作者：[澳大利亞]羅伯特?斯賓雷 約翰?馬丁

理人士和科學家、藝術家或主教這一群體在基因上有什么差異，只是選擇不同而已。

現在，我們把這個研究主體的論據總結如下：

（1）給實驗對象單獨展示特定的繪畫樣本，讓他們根據這些意義模糊的圖片編故事，然后實驗者根據他們所描述的內容劃分范疇，作出回應，以此來區(qū)別那些努力表現得很出色的人。通過分析故事內容而得出的分數與美國人生意場上的成功呈現出正相關關系。這些分數被貼上了“成就需要”的標簽。這樣做未免有點過于概括化了吧。

（2）測試得分與在童年期中父母對待子女的特定行為情結呈正相關。其實，我們無法得知孩子的行為是父母反應的原因，還是父母的行為是孩子的行為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孩子天生的能力水平。

（3）通過評價特定的文化因素而得出的分數與經濟發(fā)展措施（經濟發(fā)展措施是通過對國家情況具體適當的取樣完成的）呈正相關，后者即經濟發(fā)展措施測量時間間隔至少為二十五年。有關文化產品取樣范圍變化非常之大，從成人文學（西班牙、英國、古希臘）到陶器碎片設計（前印加秘魯）、民間故事（文字出現以前的社會）以及兒童讀物（二十世紀社會），但這一切或多或少地都被看做是兒童社會化方向的等價標志。時間間隔在經濟發(fā)展高峰前，大約從二十年到二百年間變化不等。研究結果顯示，沒有直接的證據能夠證明在兒童讀物的內容和兒童的成就動機之間有什么關聯。

基于上述論述和同樣的證據，麥克利蘭申辯說，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關于在歐洲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中新教徒的倫理影響的有關論述是不恰當的。因為韋伯指出，是成年人為轉向嶄新目標（把新目標描繪成有利于道德發(fā)展的）所作出的努力催生了社會組織的新形式，而且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宗教改革之后獲得了長足發(fā)展。麥克利蘭認為，在任何時代，經濟活動的高潮都是父母根據上述行為方式對兒童進行訓練的結果。據稱，這種訓練造就了能控制生產手段的性格類型。在這種企業(yè)家式的性格類型大量出現的地方，經濟以神秘個人主義社會思潮的形式繁榮發(fā)展。

這里，麥克利蘭將他的動機成就理論與韋伯的理論相連接的一種途徑是，通過間接表明包括“獨立性訓練”因素在內的新教兒童訓練，來證明對兒童的訓練導致更高一級的成功需要?，F在，新教運動及其社會精神特質由傳教士們從歐洲傳遍世界大部分地區(qū)，傳教士把主要精力放在年輕人身上。但是我們卻沒有發(fā)現隨著傳教士的到來，資本主義（或占主導地位的企業(yè)家式的）社會在任何地方都蓬勃發(fā)展。兒童訓練的假說用于新教主義顯得蒼白無力，而且，如果和麥克利蘭相同的、為成功需要而訓練兒童的說法也能被接受的話，也未必是固若金湯，無懈可擊。

關于早期訓練的重要性，雖然在心理學中被大肆渲染，但還是有待討論的。我們有理由對早期訓練有持久效果的說法表示不滿，因為，隨著兒童當前環(huán)境的改變，他們的能力也將會發(fā)生很大變化，培養(yǎng)兒童的方式會影響到他們的人格，但是，兒童學得快忘得也快。研究已經證明，追溯成人人格特征，將其唯一歸因于童年早期經歷，或者把童年期的學習和成年后的性格特點聯系起來，都是不足取的。

那么，在童年時期，對男孩子進行“獨立性訓練”是為使他們具有一定的能力，從意識形態(tài)上來講，訓練目標應當是被社會認可的，即成為資本主義企業(yè)家，這樣的推想倒是沒有什么障礙。在童年時期，區(qū)別成功與失敗是通過是否受到父母的歡呼贊美來實現的；在成年時期，區(qū)別成功靠對流行的認可程度，是通過金錢和地位來傳達的。別人的歡呼贊美為他們訂立了優(yōu)秀的標準，這是一種“另類導向”的意識形態(tài)。

然而，還有一點會牽扯到經濟發(fā)展和成人個性之間的關系。在麥克利蘭看來，有一種人令人欽佩，是因為他們專心致志于建造獨立和自由的企業(yè)，努力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