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魯迅先生的文章與思想，早已被長期困在單一的詮釋模式里，我來插一腳，又是不好玩。倒是胡蘭成接著說：后來那些研究魯迅的人“斤斤計較”，一天到晚根據(jù)魯迅的著作“核對”魯迅的思想——這“核對”一句，我以為說得中肯極了。

依我看，歷來推崇魯迅那些批判性、戰(zhàn)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來，多數(shù)是魯迅先生只當好玩寫寫的，以中國的說法，叫作“游戲文章”，以后現(xiàn)代的說法，就叫作“寫作的愉悅”——所謂“游戲”，所謂“愉悅”，直白的說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魯迅書寫的種種事物，反禮教、解剖國民性、鼓吹白話、反對強權等等，前面說了，當時也有許多人在寫，激烈深刻，不在魯迅之下，時或猶有過之。然而九十多年過去，我們今天翻出來看看，五四眾人的批判文章總歸及不過魯迅，不在主張和道理，而在魯迅懂得寫作的愉悅，懂得詞語調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戲性——寫文章不見游戲性，觀點便只是觀點，深不到哪里去的。

可是我們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與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為老先生不流露，這不流露，也是一種得意，一種“玩”的姿態(tài)，就像他講笑話，自己不笑的。

我們單是看魯迅各種集子的題目，就不過是撿別人的譏嘲，拿來耍著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閑集》啊，《準風月談》啊，《南腔北調集》啊，還有那未曾結集的《五講三噓集》，真是順手玩玩，一派游戲態(tài)度，結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給文章起的題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讀，譬如《論“他媽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馬上支日記》，等等等等，數(shù)也數(shù)不過來。想必老先生一起這題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來。

歷來我們的稱引魯迅，尤其是編在中小學語文課本里摁著孩子死命念的篇章——臨了還逼著學生硬寫什么“主題思想”之類——總是揀那幾篇沉痛激憤之作，好許多絕妙的游戲文章，向來不稱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簡直提前預告了江青的浮現(xiàn)與禍害。另有不少爽快的雜文，譬如《花邊文學》中的《“京派”與“海派”》、《北人與南人》，當時的文人紛紛談論，言不及義，此后迄今，也還沒人比得過，查對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寫；《南腔北調集》另有兩篇隨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兒童》，擱在今天看，意思也還精辟醒豁，也寫在同一天——老人家顯然半夜里寫得興起，實在得意，煙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寫一篇。

魯迅下筆，實在是講快感。他自己說他作文是被“擠”出，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戲話”，幾分認真，幾分調笑，順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學家。他所謂“匕首”之類，并不真要見血，不過刺著好玩，態(tài)度又常是溫厚的。譬如《論“他媽的！”》，語氣把握得好極了，我們讀著，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國民性的某一端，可讀到結尾，魯迅忽而筆鋒一轉，這么寫道：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xiāng)看見鄉(xiāng)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xiàn)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寫到這里，得意極了。

中國散文這樣子到末尾一筆宕開，宕得這么懇切，又這么漂亮，真是還看魯迅。大家不要小看這結尾：它不單是為文章的層次與收筆，我以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曉得體貼，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會將自己的觀點與態(tài)度推到極端，弄得像在發(fā)高燒。一個憤怒的人同時很睿智，一個批判者同時心里在發(fā)笑，他的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學。

有這樣渾身好玩的態(tài)度，魯迅寫文章便可盡管誚刻，然后套個好玩的題目，自己笑笑——他曉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別人高，曉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還要高——這樣的站得高，看得開，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戲得起。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其實古今中外，沒幾個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張力，是人格的張力，寫作的維度，是人格的維度——激憤，同時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戲；挑釁，卻隨時自嘲；批判，忽而話又說回來……魯迅作文，就是這樣的在玩自己人格的維度與張力。他的語氣和風調，哪里只是峻急鋒利這一路？他會忽兒淳厚沉郁，如他的回憶文字；忽兒辛辣頑皮，如中年以后的雜文；忽兒平實鄭重，如涉學問或翻譯；忽兒蒼老精辟，如《故事新編》；忽兒溫潤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種異常絕望虛空的況味，幾乎隱在他各時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題記、后記，以上那些反差極大的品質，會出人意料地雜糅在一起，難分難解。

魯迅所寫的序與跋，獨步古今，那種好法，真是品性畢露。譬如《集外集》序言的結尾：

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卻并不后悔，甚而至于還有些愛，這真好像是“乳犢不怕虎”，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自有天真存在?，F(xiàn)在是比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于自己之處。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于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德；我卻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里去，淹得他兩眼翻白。

這一段，適可看作他的天性的自白——許多意見以為魯迅先生后期的雜文沒有文學價值。我的意見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來越是潑辣無忌、妙筆生花，越是深味“寫作的愉悅”。有些絕妙文章，《古文觀止》也不見相似而相應的例，雄辯如韓愈，變幻如蘇軾，讀到魯迅的雜文也會驚異贊賞，因他觸及的主題與問題，遠比古人開闊而雜異；與西人比，要論好玩，則喬叟、塞萬提斯、蒙田、伏爾泰，似乎都能找見魯迅人格的影子。當然，魯迅直接的影響來自尼采，憑他對世界與學問的直覺，他也如尼采一樣，早就是“偉大的反系統(tǒng)論者”，只是尼采的德國性格太認真，也缺魯迅的好玩，結果發(fā)瘋，雖然這發(fā)瘋也叫人起敬意。

將魯迅與今人比，又是一大話題。譬如《花邊文學》幾乎每篇都是游戲文章的妙品，今日報紙上的專欄文章，休想請來這樣的筆桿子。魯迅晚期雜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早就半自覺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的所謂“寫作本身”——當魯迅悶在上海獨自玩耍時，薩特、巴特、德里達等等，都還是小青年或孩子。當生于光緒年間的魯迅自認是唯物主義初學者時，當馬克思主義在當年中國成為最時髦的思想時尚時，他憑自己的筆力與洞察力，單獨一人，大膽地、自說自話地、異常敏銳而前衛(wèi)地，觸及了二戰(zhàn)以后現(xiàn)代寫作的種種問題與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訊息獲知并實踐這類新的文學觀念，而是憑借自己內在的天性，即我所謂的“好玩”——玩文學，玩時代，玩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對巴特的描述——所謂“修辭策略”、所謂“散文與反散文的實踐”、所謂“寫作變成了沖動與制約的記錄”、所謂“思想的藝術變成一種公開的表演”、所謂“讓散文公開宣稱自己是小說”、所謂 “短文的復合體”與“跨范疇的寫作”，這些后現(xiàn)代寫作特質不論能不能夠,或有沒有必要挪去比照魯迅，在魯迅晚期雜文中，它們早已無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