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為什么只有中國高僧才能發(fā)展佛教義理，才能“倒流”回印度去，這要從中國人民的精神素質(zhì)著眼才能解答。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國人民表現(xiàn)出極高的智慧和極大的創(chuàng)造能力。這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無待贅述。中國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綜合的，有別于西方人的分析。他們探討理論，往往從實際需要出發(fā)，不像西方人那樣從抽象的理論出發(fā)。連極端抽象的數(shù)學(xué)，中國古代數(shù)學(xué)史也表現(xiàn)出來了這個特點?！逗鈧鳌は怠氛J為印度人“念性”，而中國人“解性”，實在是深中肯綮。這一點我在上面仔細分析過了，這里不再重復(fù)。梁啟超對中國人智力方面特點的觀察，我看也值得我們重視。他在《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那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人的“獨悟”問題。他舉的例子中有一個是晉代高僧道生。道生孤明先發(fā)，立善不受報和頓悟義，他認為一闡提人皆有佛性，因而受到舊學(xué)僧黨的責(zé)難。后來《大般涅槃經(jīng)》從印度傳來中國，里面果然提到一闡提人皆有佛性，與道生之說若合符契。梁啟超認為“大乘教理多由獨悟”。他由此想到中國人富于研究心，中國人有“創(chuàng)作之能”。見《飲冰室佛學(xué)論集》，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11頁。他這些意見同《含光傳·系》里的意見，幾乎完全相同，足征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這就是獨有中國高僧能發(fā)展印度佛教義理，“倒流”回印度去的原因。

我探討佛教“倒流”問題，到此結(jié)束。

1991年12月21日寫畢

補充

文章寫完，偶檢佛典，又看到一點資料，與本文有關(guān)，亟錄之，以作補充。

《景德傳燈錄》五，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其中有“西印度堀多三藏”介紹原文如下：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游韶陽見六祖。于言下契悟。后游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jié)庵而坐。三藏問曰：“汝獨坐奚為?”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北松Ｈ唬鶎Α卦唬骸拔椅饔蜃钕抡姓?，不墮此見。兀然空坐，于道何益?”……三藏后不知所終。51,237a。

如果這段記載可靠的話，那么，在頓悟大師慧能座下也已有了印度的傳法弟子了?！读凶印放c佛典《列子》與佛典本文原題為《〈列子〉與佛典——對于〈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編入本書時改為現(xiàn)標(biāo)題?！幷咦?/p>

《列子》是一部偽書，自來學(xué)者少有異議。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孫、黃震、朱熹、葉大慶，明宋濂，清姚際恒、錢大昕、鈕樹玉、姚鼐、何治運、俞正燮、吳德旋、汪繼培，下至章炳麟、陳三立、梁啟超、顧實、馬敘倫、陳文波、馮友蘭、王德箴柳宗元，見《柳河?xùn)|集》卷四，《辯列子》。高似孫，見《子略》，顧頡剛校，第58頁。黃震，見《慈谿黃氏日抄》卷五十五，《讀諸子》：《列子》。朱熹，見《朱子全書》卷五十八。葉大慶，見《考古質(zhì)疑》卷三(見《海山仙館叢書》)。宋濂，見《諸子辨》，顧頡剛標(biāo)點，第三版，第15～16頁。姚際恒，見《古今偽書考》，顧頡剛校點，第54～56頁。錢大昕，見《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八，《釋氏輪回之說》。鈕樹玉，見《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見《惜抱軒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見《四部備要》)。何治運，見《何氏學(xué)》卷四，《書列子后》。龠正燮，見《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說。吳德旋，見《初月樓文續(xù)鈔》，《辨列子》。汪繼培，見《列子張注》卷八，附《釋文》卷二，汪繼培序(見《湖海樓叢書》)。章炳麟，見《菿漢昌言》卷四。陳三立，見《東方雜志》第14卷第九號，《讀列子》。梁啟超、顧實，見霍世休《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文學(xué)》中國文學(xué)研究專號第1053頁注〔8〕。馬敘倫，見《國故》第1～3期，《列子偽書考》(又見《天馬山房叢書》)。陳文波，見《清華學(xué)報》第一卷第一期，《偽造列子者之一證》 (又見《古史辨》第四冊)。馮友蘭，見《中國哲學(xué)史》下冊，第619頁。王德箴，見《先秦學(xué)術(shù)思想史》，第5l頁。，有的認為《列子》本有其書，只是經(jīng)過了后人的增竄；有的認為全書都是偽造的。懷疑的程度雖然不同，但大家都認為《列子》是一部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