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
我在上面已經(jīng)提到過,高中共有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包括我在內(nèi),有國文教員四人,每人教三個班。原有的三個教員每人包一個年級的三個班,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個年級剩下一個班,三個年級共三個班,劃歸我的名下。有點教書經(jīng)驗的人都知道,這給我造成了頗大的困難,他們?nèi)幻课欢贾挥幸粋€頭,而我則須起三個頭。這算不算“欺生”的一種表現(xiàn)呢?我不敢說,但這個感覺我是有的??梢仓荒軉∽映渣S連了。
好在我選教材有我自己的標準。我在清華時,已經(jīng)讀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我最欣賞我稱之為唯美派的詩歌,以唐代李義山為代表,西方則以英國的Swinlum、法國的象征派為代表。此外,我還非常喜歡明末的小品文。我選教材,除了普遍地各方面都要照顧到以外,重點就是選這些文章。我相信,在這一點上,我同其他幾位國文教員是不會相同的。
我沒有教國文的經(jīng)驗,但是學國文的經(jīng)驗卻是頗為豐富的。正誼中學杜老師選了些什么教材,我已經(jīng)完全記不清了。北園高中王崑玉老師教材皆選自《古文觀止》。濟南高中胡也頻老師沒有教材,堂上只講普羅文學。董秋芳老師以《苦悶的象征》為教材。清華大學劉文典老師一學年只講了江淹的《恨賦》和《別賦》以及陶淵明的《閑情賦》。課堂上常常罵蔣介石。我這些學國文的經(jīng)驗對我有點借鑒的作用,但是用處不大。按道理,教育當局和學校當局都應該為國文這一門課提出具體的要求,但是都沒有。教員成了獨裁者,愿意怎么教就怎么教,天馬行空,一無阻礙。我當然也想不到這些問題。我根據(jù)自己的興趣,選了一些中國古典詩文。我的任務就是解釋文中的典故和難解的詞句。我雖讀過不少古典詩文,但腹笥并不充盈。我備課時主要靠《辭源》和其他幾部類書。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頗為“數(shù)典忘祖”,說不出來源。于是《辭源》和幾部類書就成了我不可須臾離開的寶貝。我查《辭源》速度之快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為了應付學生畢業(yè)后考大學的需要,我還自作主張,在課堂上講了一點西方文學的概況。
我在清華大學最后兩年寫了十幾篇散文,都是慘淡經(jīng)營的結果,都發(fā)表在全國一流的報刊和文學雜志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見經(jīng)傳,也被認為是一個“作家”。到了濟南,就有報紙的主編來找我,約我編一個文學副刊。我愉快地答應了,就在當時一個最著名的報紙上辦了一個文學副刊,取名《留夷》,這是楚辭上一個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們的副刊將會香氣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學生。文章刊出后有稿酬,每千字一元。當時的一元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窮學生拿到后,不無小補。我的文章也發(fā)表在上面,有一篇《游靈巖》,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尋不得了。
我同學生的關系
總起來說,我同學生的關系是相當融洽的。我那年是二十三歲,也還是一個大孩子。同學生的年齡相差不了幾歲。有的從農(nóng)村來的學生比我年齡還大。所以我在潛意識中覺得同學生們是同伴,不懂怎樣去擺教員的譜兒。我常同他們閑聊,上天下地,無所不侃。也常同他們打乒乓球。有一位年齡不大而聰明可愛的叫吳傳文的學生經(jīng)常來找我去打乒乓球。有時候我正忙著備課或寫文章,只要他一來,我必然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陪他一同到游藝室去打球,一打就是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