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倫·巴菲特這個將市場游戲和資本規(guī)則玩得最純熟的理性“經(jīng)濟人”是一個矢志不渝的市場競爭的推崇者，但是，他推崇的是“公平的競爭”，講求的是“機會的平等”。那么，該如何來保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呢？只有讓窮人和富人都站在相對公正的起跑線上。這就意味著富人們有責任將自己的財富部分分給窮人們，提高他們的競爭能力。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健康的人就有了基本的競爭力，所以巴菲特等西方富豪的慈善方向多為教育和醫(yī)療健康領域。

這或許可以揭示出市場經(jīng)濟的真正游戲規(guī)則：平等的機會、公正的過程和自由的結局。巴菲特之所以要把財富投注于慈善事業(yè)，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窮人也能夠加入到競爭的行列中來，因為他們要的是公平的決斗。財富創(chuàng)造所需要的巨大效率，必然發(fā)生在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一個有活力的社會，需要充分競爭的環(huán)境；而窮人是否有平等的機會來參與競爭，則決定了市場競爭是否充分。這再一次說明了左派和右派的理念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只有窮人有能力參與的競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競爭。

用建設福利社會來促進經(jīng)濟的持續(xù)進步，這是中國全新的偉大改革之路。

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需要靈魂再造

有不少人懷念建國初期的中國社會，因為那時社會相對比較公正。這種公正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收入的相對合理、社會保障的全民化和吏治的廉明。

建國初，全國實行行政級別工資制，行政級從1級到24級，月工資從590元到45元不等，收入的兩極差距，在13倍左右。但是在今天，如果以2007年，中國最高年薪6616萬（馬明哲，中國平安）以及當年全國最低工資標準850元/月（深圳市，為全國最高的低工資標準）來比較的話，期間相差6486倍。在改革開放后的短短三十年間，工資收入差距實際擴張了近500倍，民眾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社會保障就不用說了，1952年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才區(qū)區(qū)174億，正是百廢待興的時候，我們還能夠搞公費醫(yī)療、教育和福利住房，讓全民受益。2008年我們的財政收入已經(jīng)超過了60000億，在全民福利保障上，我們還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討論，艱難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