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十一月，坐落在淝水西岸的壽陽城（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壽縣一帶）。一個身著戎裝將軍模樣的人緩緩地登上城頭，放眼遠眺與壽陽隔岸相對的東晉軍隊的大營，在這樣的非常時刻，無論是他指揮下的數十萬將士，還是對岸大營中的東晉士兵們，誰也無法預測自己將來的命運會是什么。“將軍”想得更多的或許是如何消滅江東殘存的司馬氏的政權，但他所發(fā)動的這場戰(zhàn)爭的意義已經遠不止關涉到江南百姓的生死存亡，而將決定中華民族邁向何方，甚至是整個漢文化圈的未來命運。

這位將軍是誰？我想自不必我在此多說。這場一觸即發(fā)的戰(zhàn)爭，便是日后震驚中外（我覺得用這個詞并不算過分）的“淝水之戰(zhàn)”。關于這場戰(zhàn)爭的來龍去脈，還是讓我們從三十年前的另一場南北戰(zhàn)爭說起。

公元350年前后因后趙皇位之爭引起的北方大亂，正如cinason在其大作《元嘉三十年》中所說的，其直接結果就是導致匈奴、羯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的加速衰亡。（既然提到了匈奴人和《元嘉三十年》，在此我順便談一點我的看法。關于北匈奴在中國歷史上的消失，“慕容鮮卑”中曾經略有提及。北匈奴的西遷路線大致接近一千年后蒙古人的西征路線，與蒙古人不同的是，北匈奴最初的目的還不是征服，而是尋找一個棲身之所。在南匈奴、漢人以及鮮卑人的打壓下，遼闊的大漠地區(qū)已經無法立足，但他們的遷徙步伐在一開始是慢了一些（否則按照匈奴騎兵的速度，無須等到兩百多年后才出現在東歐境內）。他們在中亞細亞地區(qū)滯留了不少時間，這期間的記錄在中外的史書中幾乎沒有，我們只好從常理推斷，他們仍然繼續(xù)其原先的游牧生活。中亞歷來是一個天然的好牧場，且是個民族聚居之地，這個推斷應該是站得住腳的。那么是什么驅使北匈奴人離開亞洲，千里跋涉，進入歐洲的呢？我對中亞和東歐的情況不甚了解，從中國方面來看，似乎也有一個回答可以自圓其說，即氣候的反常。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的中國地區(qū)自然災害連連（可參看“永嘉之亂”第四章），長城以北地區(qū)的氣候也不可能不受影響，各少數民族（不僅是上層統(tǒng)治者）放棄北方游牧場所涌入中原就是最好的明證。可見由于惡劣的氣候條件，亞洲中北部的大陸性氣候區(qū)已不能夠滿足游牧民族的生活需要，北匈奴人也在這個時期離開了中亞，開始了他們向西的漫漫征程。）但漢人此時亦不能重新確立他們在北方的優(yōu)勢地位，冉閔的失敗說明在北方大量少數民族（這些民族從數量上說，在北方的不少地區(qū)已不能算少數民族了）尚未完成自身的漢化之前，想要在北方建立一個秦漢或是魏晉式的漢人國家是不可能的。來自東北的鮮卑人和來自西北的氐羌人填補了中原統(tǒng)治者的空白。

南方還掌握在昔日中原之主司馬氏的手中，不過司馬昭的這些后人們完全沒有他當年的威風，大多數東晉皇帝的生殺予奪的權力都掌握在權臣們的手中。而權臣們的素質也是出奇的差，無論是驕橫的王敦，還是多疑的庾亮，若是放在漢末或是魏末恐怕連帶兵打仗、出謀劃策的資格都沒有。相比之下還算有些才干的，就是桓溫了。

晉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已經集內外大權于一身的征西將軍桓溫從自己的駐所江陵出發(fā)，分水陸三路進攻前秦國都長安。

（桓溫的三路大軍有兩路出自荊州，即水軍自襄陽逆流而上，步軍從淅川出武關；第三路由蜀中的司馬勛所領，出子午谷直取長安，這正是一百多年前魏延向諸葛亮提出過的建議，歷來爭議頗大，我們在此不妨且看東晉在有兩路軍配合的情況下采用這種策略所取得的成果。）

遠在涼州的前涼得知這一消息，也派出后趙叛將王擢，攻打前秦西南重鎮(zhèn)陳倉（今陜西寶雞），響應東晉的進攻。前秦皇帝苻健派了五萬軍隊，由自己的太子苻萇和弟弟苻雄帶領，在峣柳（今陜西藍田南）抵抗晉軍。

北方軍隊已有數十年沒有遇到來自南方的如此強勁的攻勢，桓溫親自上陣督軍，一仗下來，秦軍敗得不成樣子。接著桓溫的弟弟桓沖又在白鹿原（今陜西灞河附近）擊敗了苻雄的軍隊。秦軍在連續(xù)吃了敗仗之后士氣大大受挫，苻健只得帶了六千名老弱殘兵退入長安，堅守城池。

桓溫轉戰(zhàn)前進，最后屯兵灞上。關中一帶的郡縣盡皆來降，男女老少夾道歡迎晉軍的姿態(tài)，就跟見了親人似的。這個時候距離西晉滅亡不到四十年，當年飽嘗亡國之苦的關中百姓里年輕一些的還在世，于是才有耄耋老人含著淚說：“想不到今天還能見到官軍??！”

但這卻是北方最后僅存的漢人情懷。換而言之，這一次或許是東晉恢復北方最后的機會。（連苻健幾年前剛進入關中時也深深體會到這一點，大概是因為西晉最后亡于長安，再加上后趙在關中的統(tǒng)治并不牢固，民心思晉是個讓氐人統(tǒng)治者頭痛的問題，苻健在統(tǒng)治初期也不得不與桓溫通好。）隨著永嘉之亂那一代在北方幸存下來的漢人的消亡，以及后來胡人陸續(xù)大批的遷至長安一帶，長安越來越脫離漢人的控制。等到半個世紀以后另一位善戰(zhàn)的東晉大將劉裕再次來到這里時，這個城市的形象已去漢人的想象甚遠，它的得而復失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