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立憲黨人的改良，還是革命黨人的革命，對于動員社會底層，都沒有興趣。說他們害怕底層動員損害他們的階級利益也沒有大錯，但他們更擔心的其實是底層動員之后對社會秩序的沖擊。

魯迅小說《阿Q正傳》里講，聽聞革命到來，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盤起辮子，招搖過市。趙老爺和秀才們開始不明就里，不知革命底細，因此對阿Q低聲下氣。后來假洋鬼子回來，他們發(fā)現(xiàn)革命并不是要革他們的命，于是神氣活現(xiàn)起來。阿Q想要參加，假洋鬼子不許。魯迅寫的是小說，但在江浙一帶，還真的就有農(nóng)民想要革命 [雖然他們跟阿Q一樣，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 ，不唯鄉(xiāng)紳地主們不許，當?shù)馗锩蟮能娬膊辉S。

1911年11月間，即傳統(tǒng)的收租季節(jié)，江蘇無錫、常熟一帶，發(fā)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騷動，最大的一次，是一個名叫“千人會”的農(nóng)民組織搞起來的。跟阿Q一樣，這些農(nóng)民聽說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參加，參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無非劫富濟貧，自己撈點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們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沒了，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呢？往好處想，皇帝沒了，地方都換了新政府，沒有了皇帝，就意味著沒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帶抗租這事能鬧得比較大，跟這種想法不無關系。但是，千人會不是阿Q，他們有組織，可以鬧出點大動靜。

那時候各地的獨立，在縣這一級，無非是幾個鄉(xiāng)紳加幾個教員或者學生，再運動一下當?shù)伛v防的防營，然后趕跑了原來的知縣，就當家做主了。按說，農(nóng)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墒?，想鬧事的農(nóng)民，卻相當糊涂。他們拉起人馬，舞槍弄棒，但真正的意圖卻是要抗租。說是抗租吧，他們還搞組織，成立了“仁義農(nóng)局”，首領是無錫的孫二、孫三，還叫都督。除了都督外，他們還有一個讀書人樊文濤做軍師。有了都督、軍師，還有人馬，按革命的道理，他們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為王了?？墒?，無錫、常熟兩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們自己可以自立為政，但農(nóng)民不行，為什么不行？沒道理可講，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掛上“銀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個道理。

其實，千人會這種組織，原本在革命前就在農(nóng)村廣泛存在，就是一種農(nóng)民之間的互助團體，一種互相借錢、周濟糧米的民間組織。就是一種古已有之“會”與“社”，千人會的規(guī)模只是大了點而已。但是，出于革命的緣故，千人會的野心也大了一點，介入農(nóng)民跟田主之間減租的談判，要價太高，談判談崩了，常熟地方王莊千人會跟當?shù)氐拇笞宓牧x莊發(fā)生了沖突，其首領周天寶被常熟縣政府派人抓了起來，結果事情就鬧大了。無錫、常熟兩地的千人會成員成千上萬地涌進了王莊，打爛了義莊，抓了田主的親戚做人質(zhì)。然后在王莊城隍廟里設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會”、“仁義農(nóng)局”的旗幟，四下貼滿了都督孫二、孫三和軍師樊文濤聯(lián)名的告示，儼然是成立一個農(nóng)民的政府。只是這個農(nóng)民政府，沒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個免租，并沒想殺上縣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當然談好了，少交點也不是不可以。雖然農(nóng)民鬧事用了武力，手里無非是鋤頭、魚叉，并非來真格的暴動，而且一個人也沒殺。

但是，上千的農(nóng)民，拿了家伙，占了一個大村莊，還扯旗搞了一個都督府，即使沒有動武殺人，也犯了大忌。于是，無錫、常熟兩地的軍隊出動，槍炮齊發(fā)，前來圍剿。當然，只有鋤頭魚叉的農(nóng)民，只能作鳥獸散，倒霉的，就做了槍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虜。原來已經(jīng)抓進監(jiān)獄的千人會首領周天寶被槍斃，孫二、孫三和樊文濤出逃，不知所蹤。一場農(nóng)民自發(fā)的辛亥革命，就這樣悲劇地走進了阿Q式的大團圓結局。唯一的好處是，當?shù)氐淖忸~，在事件過后，還真的有比較大幅度的減少。

類似的農(nóng)民革命，在南通絲漁港也發(fā)生過。當?shù)氐霓r(nóng)民，在南通光復之后，也宣稱光復，組織政府，有總司令、軍政長、財政長等官銜，拉起一支有大刀長矛、土槍土炮裝備起來的隊伍。可是這個農(nóng)民式的光復，目的也是抗租抗稅，自然難以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軍分政府就派兵來剿，經(jīng)過一番戰(zhàn)斗，絲漁港的農(nóng)民政府被摧毀，領頭的阿Q第二掉了腦袋。

革命黨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動員群眾，尤其不動員農(nóng)民。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之初，就對外國人講，他們不需要群眾的主動精神。這樣的做法，一向?qū)儆诒蛔l責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革命黨寧愿策動會黨，利用黑社會，也不愿意動員普通的農(nóng)民。在當今的歷史學家看來，這完全是資產(chǎn)階級階級局限性導致的錯誤。從階級分析史觀來看，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這種歷史觀的問題是，分析的前提，須把社會各色人等套上階級的歸屬，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難像中藥鋪子里的藥材一樣，一一裝進分門別類的盒子里。革命黨的這些華僑、學生和會黨，很難說真的屬于新式企業(yè)家和商人階級。如果說生活習慣和觀念而言，所謂的中國資產(chǎn)階級，倒是跟立憲黨人更接近。但是有一點，革命黨的中堅，的確也屬于當時中國的精英，在盡量保持社會穩(wěn)定這個目標而言，他們跟立憲黨人心有相通之處。所以，無論是立憲黨人的改良，還是革命黨人的革命，對于動員社會底層，都沒有興趣。說他們害怕底層動員損害他們的階級利益也沒有大錯，但他們更擔心的其實是底層動員之后對社會秩序的沖擊。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民造反的破壞力驚人，太平天國殷鑒不遠，他們都清楚。所以，在幾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會黨勢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權都樂于跟當?shù)氐泥l(xiāng)紳合作，盡可能維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為了這種穩(wěn)定，自然，鄉(xiāng)紳的利益就必須得到捍衛(wèi)。不許農(nóng)民革命，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