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xiāng)時期，右一是我

我無法忘卻母親為我送行的那一幕，當載著我們的客輪駛至江心，碼頭上送別的人群已辨認不清，淚眼蒙眬中，我看見一個瘦小的身影不斷地揮舞著一根扁擔，我知道，那是我的母親。

這一次告別，躺在床上的母親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里偷偷塞火腿和香腸了，再也無法拼命揮舞那根扁擔為我送別了……

走下樓梯的我，不敢回頭，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車。

到日本之后，每次我寫信回家詢問母親的病情，總是能得到一些讓我感到寬慰的消息，雖然心存懷疑，但是感情強迫我接受這些“好消息”。直到兩個月后的一天，我從噩夢中驚醒，悲痛不已，哽咽聲把隔壁的同學都驚醒了。此后，我依然不斷接到母親好轉(zhuǎn)的消息。一年的研修結(jié)束后，我回到家，才知道母親就在我噩夢驚醒的那幾天，因傷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幫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親的后事，他們約好對我隱瞞實情，因為他們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著放棄了研修。

家人告訴我，我出發(fā)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樓后，已經(jīng)久病不起的母親硬是讓人把她從床上扶起來，站在窗前，靜靜地凝望著我一步一步地遠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愿離開窗前。

是母親的決斷，讓我走上了證券業(yè)這條充滿荊棘與光榮的道路。而此后20多年的證券業(yè)生涯，無論何種困難和艱辛，甚至是牢獄之災，都無法讓我退縮，因為無論何時，我的身后總有一雙充滿慈愛、希冀和鼓勵的目光。

赴日研修生選拔

在我被推薦到北京去參加出國研修生的考試之前，甚至那之后，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么。只是我的條件剛好滿足被推薦的要求，而我的經(jīng)歷和習慣，讓我無法放棄任何一次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這次出國研修屬于中日兩國青年的交流項目。在1979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中日兩國的關(guān)系處于較好階段，兩國領(lǐng)導人互訪時提出了“中日青年友好21世紀”的目標，兩國之間從此開始開展青年交流項目。主要由中國青年聯(lián)合會選派中國青年，送到日本作為研修生，學習中國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必備的知識和技術(shù)。因為機會難得，又是國家組織的項目，因此選拔的過程非常嚴格。先要經(jīng)過層層篩選，接著要通過相關(guān)科目的考試，再進行一段時間的集訓之后，才能最終前往日本。

當時，對參加這次考試的人員的要求是：年齡35歲以下，科級干部，大學學歷，懂日語，當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

我出生于1952年11月，滿足3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

而我于1979年進入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楊浦區(qū)辦事處工作。1984年，工商銀行成立，我又轉(zhuǎn)到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寶山區(qū)辦事處工作。我當時的職務是黨委成員、計劃信貸科科長兼信托分公司和信息分公司經(jīng)理，主要負責整個寶山區(qū)的工商信貸，包括現(xiàn)在大名鼎鼎的寶山鋼鐵總廠的信貸工作。因此，科級干部的要求，我也符合。

在1978年年底我從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后，通過在銀行?？茖W校的學習取得了大學學歷，也達到了選拔標準。

我唯一不怎么有信心的，是我的日語水平。其實，這次赴北京的考試主要就是考察日語水平。我很清楚，我的日語水平應付一般的考試問題不大，但要到北京跟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高手們競爭，總感到有些底氣不足。因為我的日語主要是靠自學，我從北大荒回到上海，沒什么正事，正趕上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日語廣播課程開課，我就每天一早一晚跟著廣播學，學完了日語廣播講座教材一至四冊。后來，我又參加了一個夜大日語培訓班，學了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日語教材一至四冊以及日語會話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