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為什么不收？”我的意見很明確。其實我知道，下面的業(yè)務部早就偷偷在干了。

確實，一個證券業(yè)務部如果光靠柜臺上每筆百十元的買賣，是賺不到什么錢的，不過做大宗買賣，本錢也要大才行。當時信托公司撥給兩個業(yè)務部的營運資金非常有限，老胡他們找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資金。信托公司總經理李志道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支持，很快給兩個證券業(yè)務部充實了2 150萬元的營運資金。

我在證券業(yè)務部見過這些外地客戶，他們一般是白天與業(yè)務部談好價錢，營業(yè)結束后來交割。因為那時，國庫券的面值很小，最早期的國庫券最大面值只有10元，１００張一捆只有1 000元，１０萬元就是１００捆，清點很費時間，白天做會影響正常的對外業(yè)務。后來，我無意中發(fā)現有些外地客戶前來交割的國庫券有外地同行的封簽，明顯是從外省市的國庫券買賣柜臺大額買進的，他們只是冒險倒運了一下，得到的卻是巨額利潤。那時，上海與外地國庫券差價少則三五元，多則10元以上，２０萬元倒騰一次，利潤就在萬元左右，抵得上當年普通工人１０年的薪水。我和這些黃牛販子接觸了幾次，心想既然有這么大的利益，我們自己為何不能做？我由此決定在公司開辦跨省市的國庫券買賣。

當時，異地交易的最大問題是現券運送的問題，因此楊懷定想到雇用保安公司。而在工商銀行系統(tǒng)內，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解決，我們可以把現券存放在對方的金庫，在當地兌付后資金劃回。也可出點兒費用請對方銀行保衛(wèi)部門幫助把現券押運到上海。當年，我們一般都把大額現券運回上海，不是存放在對方金庫不放心，主要是財政部每年對到期國庫券兌付銀行都會支付手續(xù)費，這部分收入可以直接分配給個人，因此各家銀行對這部分收入還是很重視的。

為了把異地成交的現券運回來，我們與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保衛(wèi)處達成協(xié)議，由他們負責國庫券運輸途中的安全。工商銀行保衛(wèi)處經常有押運本外幣的任務，有專用的押運工具、免檢證明，還可以佩帶武器，有了他們的支持，事就好辦多了?？者\的話，我們持有免檢證明：把國庫券裝在特制的箱子里，鉛封并打上銀行特殊印簽，可以免托運、免安檢，直接進入機艙運回。通過鐵路或公路運輸的話就更簡單，保衛(wèi)處派幾個經警（經濟警察）帶上武器配合我們，直接就給運回來了。由于業(yè)務在工商銀行系統(tǒng)內進行，我們每到一地，當地銀行保衛(wèi)處也是全力協(xié)助。在江、浙、皖等距上海近的省份，我們干脆請當地工商銀行的保衛(wèi)處幫助我們把券運到上海，我們支付必要的運輸費。那一陣子，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保衛(wèi)處協(xié)助我們，南去貴陽，北上沈陽，西進蘭州，各省市國庫券源源不斷地流進上海。隨后，通過我們證券業(yè)務部和國庫券買賣代理點賣給上海市民，我們賺買賣差價，投資者則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率。

１９８８年，我們的國庫券日均交易額只有數十萬元，到了１９９０年，日均交易額已突破１ ０００萬元，我們成為全國最大的國庫券交易市場。

曾有人對我們開展異地國庫券交易表示擔心，認為：“國庫券發(fā)行是全國各省市遵照額度攤派的，你們現在把它們弄到上海，不是意味著上海的資金外流嗎？”后來的事實證明，這項業(yè)務的開展并不是上海的資金外流，而是外地資金流到上海。早期我們從外省市買入的國庫券，一般要比上海的市場價格低５元以上，實際到期年收益率高達２０％以上，另外這些國庫券到期后，財政部還支付一個多百分點的兌付手續(xù)費，這部分收入最終都落到了上海人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