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中國，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向何處去？怎么去？這是一個從上到下都在思索和關注的大問題。

歷了風云變幻的30年，回首1978年，人們對當時有著怎樣的記憶？他們是如何來評價這個時代？本書以1978年的記憶為主題，匯集十名北京“領導”的訪談和十名“普通人”的?-歷記述，追溯政治、?-濟、文化、社會等的變遷以及個人命運的轉折，力圖從不同個體的視角來反映1978年中國的變遷、當時人們的思考及這個時代對于中國的特殊意義。

1978年，人們都在思考

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如果在1978年橫地切下一刀，露出的橫截面是怎樣的一幅風景？

1978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已?-結束兩年，有些事情已?-明顯變化，有的事情還沒有變。人們都在思考，都有各自的想法。有多少人能預見歷史將在這一年來一個180度的大轉身？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北京市當時面臨著怎樣的一個局面？

當時的北京市領導干部，私下如何看待“文革”與毛澤東的個人功過？

如何認識對真理標準的討論以及“兩個凡是”問題？

率先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是在怎樣的背景和思考之下？

在長達十幾年的“學習”和“改造”后，被打倒的“右派”、民主黨派以怎樣的心情走到1978年并開始恢復工作？

國門初開，面對東西方的客人，我們打算用什么樣的方式?-進來，又準備用什么樣的方式走出去？

文藝界開始復蘇，傳統(tǒng)劇目、傷痕文學，又是怎樣呈現出新舊時代的交替？

回城知青要上學、要就業(yè)，北京市怎么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帶著這些疑問，筆者采訪了十位當年在崗的北京市中上層領導，他們分屬宣傳、公安、外交、?-濟、教育、文藝、社會等各個部門。作為眾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這些令人尊敬的老者將他們各自親歷、親聞、親見的歷史片段毫無保留地呈奉，他們坦誠而真實的回答表明，一切皆有先兆，大轉身的思想背景和群眾基礎已?-具備。這是本書的第一部分――“訪談篇：我們這一代的追憶和反思”。

1978年，命運開始轉變

個人的命運往往是時代大背景的最好反映。當1978年前后一系列大事發(fā)生時，大時代下的普通民眾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接這個轉變。

1978年，初任《光明日報》總編?-的楊西光，在“真理標準大討論”、“天安門事件”平反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1978年，被錯劃的老“右派”葛佩琦鼓足勇氣來到作為“黨員之家”的中組部。

1978年，農學家楊顯東來到山西大寨，決心頂住壓力揭開大寨蓋子。

1978年，作為首批中國公派留學生，裴定一赴美留學。

1978年，在長安街上刷為“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大標語的李冬民仍在獄中。

1978年，胡風的兒子張曉山終于可以上大學。

1978年，陳景潤成為全民偶像。

1978年，監(jiān)獄中的張揚見到了來自《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抓住了“平反”的契機。

1978年，高考恢復，汪國真考入暨南大學中文系。

1978年，“文革”中的著名的“小學生”黃帥正在準備高考。

對這些人來說，1978年到底給他們帶來怎樣的轉變？他們有過什么故事？后來又遭遇了什么？我選擇并簡要記述了上述十位“平凡”人物的?-歷。他們當初或者是 “四人幫”的“紅人”，或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或者是插隊知青、兵團戰(zhàn)士，甚至“狗崽子”、“黑五類”?-?-無論他們的?-歷有多么不同，他們的人生確實是從1978年前后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他們是眾多普通人的代表，也是時代變遷最有力的證明。這是本書的第二部分“記錄篇：命運在這一年發(fā)生改變”。

1978年，大轉折的象征意義

1978年是新舊時代的轉折之年，舊時代的告別不是遽然轉身，而是逐漸隱退；新時代的來臨不是驟然降臨，而是醞釀生發(fā)。

1978年，作為一個代表著新舊交替的時代符號，不僅包括1978年這一年。它是一個特殊的時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幫”倒臺，甚至可溯及1975年鄧小平抓全面整頓時期，下可溯及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甚至可溯及整個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濟體系理論的1992年黨的十四大。這是一個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的時間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筆，就定下了基調。

因此，書中所講述和記錄的人物和事件，不僅限于1978年。本書從一人一事談起，從一個年代切入，想要說明的是一個特殊時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現的是一種時代和命運交相呼應的社會形態(tài)。

作為一位年輕的史學工作者，對于訪談和記述，我沒有作過多修飾，只是平實記錄并補充史料，目的是盡可能保存和重現部分歷史面貌。希望讀者能從這樣一個真實的視角看到一些事實，了解一些真相，感受一個時代的躍動。

本書涉及的人和事較多，必有紕漏和不妥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蘇峰

2008年6月于團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