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到“貫徹不力”的北京市

蘇峰（以下簡稱蘇）：從社科院調(diào)您來北京市是胡耀邦跟您說的？

劉導生（以下簡稱劉）：時間是1978年12月。當時胡耀邦同志是中組部部長。那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閉幕，沒過多久我就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調(diào)到了北京市。因為這里差一個宣傳部長，耀邦同志找我談，他也沒告訴我應該怎么樣，我能懂得他的意思。當時正在批判“兩個凡是”，北京市貫徹不力，也可能是沒貫徹，或頂著不貫徹。那時候林乎加是北京市的一把手，當時他的困難在于他的上面是華國鋒主席，華國鋒是提倡和堅持“兩個凡是”的，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p>

“兩個凡是”的提出是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發(fā)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公開提出“兩個凡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tài)》發(fā)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第二天，《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都轉載，引發(fā)了一場大討論。文章出來后一度受到打壓，1978年的7、8、9、10月，大多數(shù)地方，包括軍隊，都參與了真理標準討論。

?-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到了1978年底，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當時全國都開始在批判“兩個凡是”了。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批判“兩個凡是”是鄧小平同志的意思，華國鋒的調(diào)子和鄧小平不一樣，中央有兩個聲音了?？墒形谝粫浟趾跫邮侨A國鋒任命的，林乎加不得不聽華國鋒的，我想這就是林乎加的為難之處了。[1]

一些人思想沒轉過來

蘇：當時北京市的情況怎么樣？

劉：我到北京市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呢？“文化大革命”時期，市委有個寫作班子設在香山紅光寺，發(fā)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廣思”。“四人幫”倒臺到我來北京市委之間的兩年多，都沒有人清查這個寫作班子。這些干部一時不會認為自己以前那一套錯了，只認為自己現(xiàn)在倒霉了，思想上沒有扭轉過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對長期統(tǒng)治我黨的“左”傾路線是一次清算，對當時仍舊受著“左”的思想，特別是受林彪、“四人幫”毒害束縛的黨的某些領導干部，應該是一副清醒劑。然而，對某些同志來說，事實并沒有那么簡單。這些人同樣存在于北京市委各級機關。

當時思想和社會都很混亂，在抓業(yè)務工作的同時，我認為應該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動。我到北京市后，一些在職的工作人員由于沒有思想準備，采取不合作態(tài)度，副部長和辦公室主任也先后走了，我想勉強留，也不是個辦法。只好對他們說：“愿留的，我歡?-；?-實在愿走，我只好歡送?！碑敃r人民大學的校長是宣傳部副部長，他后來也走了，可能是調(diào)去中央什么單位了。

在抓干部工作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推動真理標準討論的宣傳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蘇：來自上面？

劉：其實上下都有，主要是一些人思想沒轉過來。1979年3月，全國開始學習和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我認為首先應抓好各級領導干部的學習，而當時的情況是僅僅一般號召不行，必須對各級干部進行輪訓。同時還應動員輿論界進行廣泛的宣傳，形成真理標準討論的熱潮，以沖破“左”的思想束縛，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覺悟。

市委宣傳部準備召集各大學和研究單位約五六十人的座談會，我向市委一把手匯報，請他批準。第二天他答復說：“昨晚我打電話給上海市委的第一書記了，他說：‘上海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已?-把群眾的思想搞亂了，他們不得不讓上海市的宣傳部長出面干涉，不準宣傳?！币虼?，他也不同意我召集這次座談會。

當時我感到無法理解：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不能宣傳，宣傳了就要搞亂群眾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眾、多少群眾，仍然堅持林彪、“四人幫”的“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實在令人懷疑。我只好頂撞了他，我說：“如有問題，我負全責?！蔽冶阌?月5日至9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學校從事理論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辦負責同志，市委各宣傳單位主管理論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談會?，F(xiàn)在想來，當時黨中央主席是華國鋒，正是由于他的“兩個凡是”思想，北京市委一把手不敢動，這可能也是他顧慮的?-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