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攪蠻纏的日本和美國律師外，還有一班證人，他們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戰(zhàn)犯，他們相互勾結(jié)，顛倒黑白制造偽證，給審訊帶來許多麻煩。對于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當事人溥儀出庭作證、事實昭明的情況下，不僅板垣為其掩飾，日本當年駐天津的總領(lǐng)事桑島主計在出庭作證時，也為其狡賴。土肥原到天津進行挾持溥儀的陰謀活動時，桑島曾屢次勸阻，并用電報告知日本外務(wù)省，最后又發(fā)長電給幣原外相，詳細敘述了土肥原如何不聽勸告，煽動天津保安隊鬧事，將溥儀裝入箱內(nèi)秘密送走的經(jīng)過。這些電報被我方檢察官從外務(wù)省秘密檔案中查獲，并引入證詞。而桑島在法庭上竟然說這些是當時聽信了流言寫出來的，不足為信。檢察官當即詰問："電報中關(guān)于你和土肥原的幾次談話，是不是外邊的流言呢 "桑島倒噎了一口氣，訕訕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極為緊張焦慮，他不知道一個致命的證據(jù)是否落到了公訴方的手里。1943年12月27日，于東部防衛(wèi)司令部，土肥原在8張粗糙的陸軍省格紙上親筆寫下了罪惡的記錄。他寫道："我于中途才參加滿洲事變的計劃。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儀回滿洲。我任奉天市長一個半月后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鬧事，準備在華北鬧得天翻地覆，并乘著慌亂把溥儀帶走。我以前就認識溥儀，向他勸說時他提出各種條件，我說就是接受了你的條件，由于情勢會不斷變化也沒有把握，故要緊的還是膽量。當時天津駐屯軍只有一個大隊左右，因此我們也動員了警察。我們乘警戒溥儀公館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時，把溥儀帶出來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還寫道："那時，幣原外相曾訓(xùn)令說，如果溥儀想逃跑，可以把他殺掉。溥儀逃出天津，中國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這份彌足珍貴的證據(jù)當時并沒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個負責保管它的日本人手里。這個日本人為了避免被國際軍事法庭發(fā)覺，志愿去由中國大陸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帶上了船，萬一遇到什么情況，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里。當1977年這個日本人把材料公諸于眾時，仍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見法庭并沒有掌握這個證據(jù)，收緊的身體漸漸地松開了，甚至露出滿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還認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后，法庭抓不住什么東西。這個富于心計的賭徒?jīng)]有全錯，對他的罪行的索證確實很困難。國民黨政府軍政部、司法部都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證據(jù)，倪征*在赴東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偽滿洲國議院議長趙欣伯，讓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制造滿洲國傀儡政權(quán)的罪證，趙應(yīng)承并寫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時，他卻變了卦，把已寫出的一部分扔進煤爐燒成了灰燼，并拒絕再動筆。

但最堅硬、最有力量的，畢竟是事實。隨著審訊工作的步步深入，我方以越來越充分的證據(jù)，一層層地剝開緊緊包裹著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陰影一樣的原形暴露在陽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兩個別號，一個取自英國名聲廣播的間諜勞倫斯，叫作"東方勞倫斯"；另一個取自他本名的漢話諧音，叫作"土匪原"。這兩個別號恰到好處地剝露出他陰險詭詐和殘暴毒辣的雙重性格。這兩個別號也包含著他罪惡的榮耀和歷史。

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國從事間諜陰謀活動起家的日本法西斯軍人。1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岡山縣的一個軍人家庭。1912年以優(yōu)異成績于陸軍大學(xué)畢業(yè)。次年被派到日本陸軍在北京的間諜窩"坂西公館"，擔任特務(wù)頭目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誠實，樂天善談"、給人以"溫雅可近"印象的假面，他很快就結(jié)交了許多中國人，其中不乏各界的頭面人物。他的家中常常賓客云集，中國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組織著熱氣騰騰的場面。就在這人聲鼎沸的時候，他總是靜靜地站在一邊，豎起警覺的耳朵。他就這樣隱蔽著開始施展他陰晦的才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時，他竭力幫助親日的奉系軍閥張作霖與英美扶植的直系軍閥作戰(zhàn)，并暗中策劃用停止銀行兌換等手段，導(dǎo)致直系軍閥發(fā)行的紙幣作廢，從而加速了它的垮臺。當奉系軍閥頭目張作霖的勢力從東北擴展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實力，急欲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時，這個傀儡反成了障礙，土肥原又參與密謀，于1928年6月3日在沈陽郊區(qū)的皇姑屯炸翻了張作霖乘坐的花車，張作霖當場斃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聲和地位。

其實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過令人側(cè)目的杰作。1920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調(diào)查中國炮艦事件，從鍋爐房的耗煤記錄中發(fā)現(xiàn)炮擊那天耗煤量超常，進而確證炮艦有過活動。還曾利用與山西軍閥閻錫山的同學(xué)關(guān)系，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對那里的兵要地理進行了詳密的偵察。"七·七"事變爆發(fā)后，當日軍侵犯山西時，國民黨軍隊仗著雁門關(guān)是天險而疏于守備，不料日軍比國民黨軍隊還要熟悉地形，從鐵甲嶺附近毫不費力地越過雁門關(guān)。這要完全歸功于土肥原。

"九·一八"事變和挾溥儀稱帝，使土肥原的事業(yè)達到了頂峰。隨著日軍勢力的南侵，這個"東方勞倫斯"的活動舞臺也不停地擴大，他認為飛黃騰達的時機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劇膨脹，于是他放開手腳，創(chuàng)造出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業(yè)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