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僅是我的看法，我們來看一看數據。

我在歷次競選中提出一個標準的關于投票意向的問題是，人們投票支持一位候選人最重要的考慮是什么：（1）問題（2）個性（3）經驗。我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這三者對領導者而言都是重要的，而且難以按重要程度對它們加以排列。

根據我們最近做的一次民意調查，相當多的選民――48%――認為，候選人執(zhí)著于問題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個性，占32%。選民們的一致之處，是他們都把問題作為投票時最重要的考慮，無論他們是否上過大學，是否信仰宗教，也無論來自哪個種族。不同之處則在于收入的差別。只要選民的年收入達到10萬美元的魔線，相當多的人的首選就會轉變?yōu)閭€性。如下表所示，在年收入低于10萬美元的人中，以問題為首選的人占51%，以個性為首選的人占30%。但是，只要收入達到10萬美元，首選的比例就會發(fā)生變化，45%的人會以個性為首選，而37%的人以問題為首選。

這是29個百分點的變化，民意測驗把這種變化揭示得再清楚不過了。

雖然“個性”有時可以體現一個人某種最重要的品質，例如可靠和正派，但也常常意味著某種一時的和表面的東西，例如，喜歡與某個人一道喝啤酒。當然，討人喜歡和個人魅力是選擇總統(tǒng)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們比解決醫(yī)療保險問題和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更重要嗎？絕大部分美國人都會認為不是這樣。坦率地說，只有非常有錢的人才會做出肯定的回答。持肯定態(tài)度的還有媒體的專欄作家?！都~約時報》等報刊認為，它們過去過于嚴肅，沒有抓住關注個人的趨勢，所以，《紐約時報》現在有了撰寫人物心理文章的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新聞記者馬克·萊博維奇（Mark Leibovich）關于候選人個性的文章也登上了報紙的頭版?！都~約時報》的作法不過是在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后塵，《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們，例如洛伊絲·羅馬諾（Lois Romano），多年以前就開始關注個性問題了。2007年 3月，甚至《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也刊登了關于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服飾，關于約翰·愛德華茲（John Edwards）的娃娃相和魯迪·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與權勢人物關系的文章。突然間，《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開始刊登閑話類的文章了，而《克利夫蘭直言者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和《堪薩斯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卻開始刊登深入分析問題的文章了。在今天的精英們眼中，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過于死板，他只適合做大眾和平運動的領導者。

就許多方面而言，智者變成了愚者，傻瓜變成了聰明人。有多少脫口秀的嘉賓的年收入不到10萬美元？有多少記者會與年收入不到10萬美元的蕓蕓大眾談話？精英們的信息圈主要是由10%收入最高的人構成的，雖然精英們過去也曾推動過更實質問題的討論，但他們今天的作為卻恰恰相反。今天的精英們更熱衷的是漫談，他們討論的不再是實質性的問題，他們把討論引向了表面的問題。

如果以上所說的“小報變大報”（Tabloid Papers of Record），“大報變小報”（Real-News Rags）的現象，不是一種怪異的現象，那么它就有可能說明一個問題，精英和大眾看待領導者的不同方式，已經對總統(tǒng)選舉的失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由于競選捐助的法律發(fā)生了旨在使金錢與政治相分離的變化，一批新型的“越來越重要的捐助者”涌現了出來，他們能夠對候選人的選擇和競選施加比以往更大的影響。現在，少數捐助者捐贈大筆款項的情況，已經被捐贈額為10000美元以內的大批捐助者所取代。這些捐助者的年收入都超過了10萬美元。（除了他們，有誰能夠在納稅之后為一位政治家的初選和大選分別捐贈2300美元呢？）如上所述，這表明他們幾乎都不是主流的選民。

現在來看看新型的政治捐贈者具有多么重要的影響。1974年水門事件之后，國會為了清理政治捐款的混亂狀況，通過了一系列改革競選捐助的法案，以限制競選捐款的額度和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這些法案沒有對“軟錢”（soft money）――用于一般“政黨建設活動”的政治捐款――做出規(guī)定，例如利用軟錢撈取選票。所以，幾十年來，關于軟錢的條款被濫用了。2002年，國會通過了一套改革法案，法案取消了軟錢，但把“硬錢”（hard money）――個人向候選人的捐款――的最高限額提高了一倍。（以2007年為例，每一個人向每一位候選人捐款的限額，是初選和大選各1300美元；每一個人向每一個政黨的捐款限額是28500美元，兩年內聯(lián)邦選舉的捐款限額為108200美元）但是，這一屆國會沒有對非贏利組織的捐款做出規(guī)定，所謂非贏利組織，就是根據稅法527條組建的政治團體?，F在，527團體（例如右翼的“尋求真相的快艇老兵”組織 [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爭取美國進步”組織[Progress for America]；左翼的“前進組織”[]，服務業(yè)雇員國際聯(lián)盟[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忠實于政黨的有錢人籌款，而且可以利用這些資金去做以前政黨所做的事，例如，為某些問題做辯護，播發(fā)有針對性的商業(yè)電視節(jié)目，以及撈取選票，等等。

我認為，2002年的改革激發(fā)了兩種人的捐助熱情，而且提高了他們捐助的重要性。第一種人是“大捐助者”（the Mega-Donors），也就是非常有錢并認為有責任捐款的人?，F在，他們不再把錢捐給政黨的專職工作人員，而是把錢捐給擁護某一政黨的527團體，他們把自己稱為射手。2006年的中期選舉，527團體籌集到的資金大約有億美元，與2002年的籌款額相比，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據2004年的報道稱，五位大捐助者（其中的兩人是一對夫婦）為傾向于民主黨的527團體的捐助款項高達7800萬美元，約為民主黨所獲捐款總額的四分之一。

第二種人是“精英捐助者”（Elite Donors），即夫妻二人年收入30萬美元以上而且可以毫不猶豫地捐出10000美元的人。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yè)人士，而且一般選民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與他們無關。他們有醫(yī)療保險，有學校，有住房。他們大多是占人口5%的收入較高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占人口1%的收入最高的人。美國的政治候選人與人共進晚餐的時間，這些人可能要占去一半，而另一半的時間才屬于其余95%的人。

這樣，向527團體捐款的大捐助者和日益強大的精英捐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在政治中發(fā)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的新型捐助者群體――統(tǒng)計數據表明，他們的想法與選民的想法毫無共同之處。他們不僅與選民的想法不一樣，而且把討論引向了更加表面的問題。過去的精英們創(chuàng)辦了大眾廣播公司（PBS），但是，今天的精英階層是不會收看大眾廣播公司的節(jié)目的。

關于領導集團徹底脫離大眾的經典描述，是暴君尼祿（Nero）在羅馬城發(fā)生火災時仍然在彈琴作樂，不過我們現在的情況還沒有達到那么嚴重的程度。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另一面卻更加清楚地證明，選民不是傻瓜的原則，是完全適用于大眾選民的。與以往相比，大眾選民的思想更加敏銳、見識更加廣博、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且，他們更加實在了。所以，如果能把喋喋不休的精英和不切實際的記者的那些說法拋到一邊，你就能夠與某些非常聰明的人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