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劃時代的杰作，那溫度、那色彩，和“黑名單工作室”的“臺語搖滾”截然不同，卻都滿溢著一股躁郁的時代氣味。謝宇威能唱能畫，為人慷慨善良，創(chuàng)作之路走得辛苦，多年來屢為生計奔波，卻從未放棄音樂理想。二〇〇三年獨立制作的《一儕·花樹下》細膩而大氣，是值得被更多人銘記在心的杰作。

九〇年代初，幾個和我同齡的淡大學生組成“觀子音樂坑”樂團，企圖融合客家歌謠和搖滾，唱了不少帶著草根實踐意識的歌。后來“觀子音樂坑”改組成“交工樂隊”，我在多年后和“交工”的林生祥、陳冠宇結(jié)為好友，才認真回頭補聽他們“觀子”時期的歌。也是通過他們的引介，我才知道早在一九八一年，搞樂團出身的吳盛智就已經(jīng)做出了極為老辣的客語搖滾專輯《無緣》，實驗的步伐踏得比羅大佑還遠?？上觳患倌?，一九八三年吳盛智車禍驟逝，念茲在茲的原創(chuàng)客語專輯沒能做完。這個任務得再擱上幾年，讓下一代的年輕人來完成了。我想?yún)鞘⒅窃谔熘`，若聽到《我等就來唱山歌》（一九九九）、《菊花夜行軍》（二〇〇一）和“交工”解散后林生祥與“好客”樂隊的作品，應該會很欣慰后繼有人。

讀臺大那幾年，校門口常有學生拉起布條示威，邀來剛出獄的黨外前輩講演。我的福佬話程度仍然太差，只能從聲嘶力竭的長段演說勉強辨認若干單詞。一位大氣科學研究所的學長常在那些場合頭綁布條背著吉他登臺，彈唱火力旺盛的抗議歌曲，一口福佬話道地彈牙，行云流水，功力極是要得，連我這種聽不懂歌詞的都被打動了。他叫朱約信，后來在“水晶”出了DIY式的個人專輯，請來吳俊霖擔任客席吉他手。專輯內(nèi)頁唯一的照片是位巧笑倩兮的校園美女，和里面那些抗議歌曲的主題毫無關(guān)系，據(jù)說那是朱約信的女友，后來兩人果真終成眷屬。當年我們常常借臺大對面巷里的長老教會視聽室看“藝術(shù)電影”，那臺大電視旁邊擺了滿滿一柜錄音帶，都是朱約信的田野錄音記錄，記得其中有一整排陳明章的校園巡回實況。這么多年了，我仍偶爾癡想那些錄音不知有無機會重見天日。

一九九四年朱約信以“豬頭皮”之名進軍主流市場，推出了極成功的“笑魁念歌”系列?！八А眲t在虧損多年之后黯然淡出，老板任將達時運不濟，內(nèi)外相煎，空有經(jīng)世抱負，卻總是功敗垂成。在那個暢銷唱片動輒幾十萬張的年代，“水晶”出版的專輯沒有任何一張沾得上“暢銷”兩字的邊，卻著實啟蒙了一代文藝青年。想來不少當年的熱血知青，老家抽屜里還藏著一排“水晶”卡帶舍不得扔呢。

一九八九年，陳淑樺的《夢醒時分》大紅特紅，專輯狂賣八十萬張，打破國語專輯銷售紀錄，葉啟田的《愛拼才會贏》更是氣勢如虹，賣破一百萬張。我忙著聽老搖滾和臺灣“地下音樂”，對它們反倒沒太著意。股市、六合彩、房地產(chǎn)和街頭運動一齊狂飆，“臺灣錢淹腳目”再次成為流行語，許多暴發(fā)戶開始牛飲XO、戴一只鑲滿鉆石的“滿天星”手表。系里一位學長也在號子開了戶，賺了大錢買了車，都不大來上課了──當年一個文學院學生竟擁有自己的四輪轎車，看在苦哈哈的同學眼里，簡直近乎“階級敵人”。學長走闖江湖，人面甚廣。一次他親口跟我說，他的后車廂里，藏著一支黑星手槍。

回想起來，那恐怕是我這輩人經(jīng)驗中最接近“亂世”的時期了。一九八九年年底，滾石唱片邀集旗下幾位頂尖創(chuàng)作歌手出版合輯《新樂園》，當時還是“小眾歌手”的陳升錄了一首長達六分半鐘的《細漢仔》，描寫莊腳囝仔到臺北闖蕩江湖，在黑金橫行的都市暗角出生入死，終于成為槍下亡魂：

阿媽帶著媳婦哭哭啼啼找到了城里

酒店的老板四處回避，他正忙著競選“立法委員”

帶話的人說：“哭么我找無你尪”

在一個寒冷無風的夜里

有人靜靜地漂浮在新店溪

細漢仔這一次終于真正的不言也不語……

一九九二年陳升和黃連煜合組“新寶島康樂隊”，在《一百萬》和《壞子》這些歌里，我又看到了《細漢仔》的悲劇，以不同的敘事角度上演。每次聽到這幾首歌，我總會想起學長后車廂里那把不知最后是否派上用場的黑星手槍。

大學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業(yè)”是一份發(fā)行量四千份，名喚《臺大人文報》的校園刊物。高我兩屆的哲學系學長黃威融是它的創(chuàng)刊主編，也是我的哥們兒兼精神導師。我們在公館徹夜營業(yè)的“人性空間”之類的小茶館浪擲無數(shù)吸煙長談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里只剩我們這桌賴著不走的客人。等老板娘終于撐著惺忪睡眼來下逐客令，威融便騎機車載我去“校園書房”巷口小攤吃凌晨開賣的當歸豬腳湯，兩人一面啃著豬骨頭，一面繼續(xù)剛才未完的辯論。彼時我們的時間簡直多得揮霍不完，卻又焦慮得恨不能一夜學會所有武功秘籍，一口氣解決所有國族社會文化的難搞問題。

威融畢業(yè)等著入伍的某一天，我們照例窩在忘了哪里熬夜瞎聊。他用一貫戲劇化的激動口吻，宣稱高雄“亞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張《臺灣歌謠傳奇》是史上最他媽屌到令人無言以對的專輯。他用神跡再顯的表情描述一個個我仿佛聽過卻依舊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吳晉淮、陳芬蘭、方瑞娥、紀露霞……

“以后出國留學，這套CD一定是貼身必備，你看噢，在紐約還是水牛城對不對，反正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媽超想吃鹵肉飯配魷魚羹，可是就他媽吃不到。那只好拿出這套CD，隨便放哪一首文夏，干，立刻痛哭流涕……”他當時大約是這樣說的。

當年“亞洲唱片”耗時費力搶救許多五〇、六〇年代慘遭禁播的老臺語歌母帶，以彼時最高的技術(shù)規(guī)格重新數(shù)位化，發(fā)行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聲”的老錄音，音質(zhì)清晰生動，直逼“發(fā)燒級”。更棒的是每張才賣一百多塊，幾乎比錄音帶還便宜。于是我第一次聽到了原版的《黃昏的故鄉(xiāng)》、《思慕的人》、《懷念的播音員》、《暗淡的月》、《孤女的愿望》……那些歌里映照的老臺灣，如此遙遠，卻又如此鮮活立體。我完全同意學長的評價，它們實在是屌到令人無言以對。

幾年之后，“亞洲唱片”再接再厲，一口氣出版了全套六十張CD、九百多首歌的《臺灣歌謠傳奇》（現(xiàn)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請回家，一張一張聽，愈聽愈驚奇，原來當年的老臺語歌不只從東洋借來許多靈感，也狠狠地玩過黃梅調(diào)、古巴爵士、愛爾蘭民謠、上海時代曲、西部鄉(xiāng)村、草根搖滾……從那些簡直光怪陸離的歌里，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被后來的時代敘述徹底掩埋的音樂場景。

一九九三年我升大四，《臺大人文報》出版“臺灣流行音樂專號”。我們遍訪業(yè)界人士，寫了幾萬字的專文，算是那幾年認真聽音樂的心得報告。我也說服大家一起邀約百余位樂壇前輩評選《一九七五—— 一九九三臺灣流行音樂百張最佳專輯》，由同學們逐張撰寫評介、出版成書。多虧母親幫忙，幾乎每位應邀參與的音樂圈前輩都熱切投入了頗有些費事的評選工作。我自己才剛起了個頭便畢業(yè)入伍，清圣和學弟妹接掌編務，那是一樁遠比想象中艱難的大工程，累壞了所有參與的同學。當然，我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本學生社團出版物竟在后來被尊為“經(jīng)典”，影響遠播大陸與海外。更不會想到十幾年后，當初一起編書的幾位老同學竟還有機會再續(xù)前緣，編出《一九七五——二〇〇五臺灣流行音樂二〇〇最佳專輯》（二〇〇九）。

退伍之后打的第一份工，是替一九九五年九月的“民歌二十年”演唱會搜集歷史資料、編輯節(jié)目手冊，并邀幾位學弟妹一塊兒編了《永遠的未央歌：現(xiàn)代民歌／校園歌曲二十年紀念冊》。第二份工作，則是和清圣一起為年底發(fā)行的《羅大佑自選輯》寫文案。這兩件差事，讓我的腦袋有好幾個月都塞滿了幾十年的歷史大事，配著幾百首歌的背景音樂轉(zhuǎn)來轉(zhuǎn)去。當時以為自己終會找到一份出版社編輯的差事，在校樣和文稿堆里討生活，渾然不知那兩份工作，其實已經(jīng)悄悄為我“出社會”的主要任務定了調(diào)：我注定要當一個“認真樂迷”，并且以此維生。

這些年，工作內(nèi)容曲曲折折，做廣播、寫文章、辦活動、搞發(fā)行，骨子里其實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樂引介給更多人。而我心里也始終沒有忘記羅大佑一九八三年在《未來的主人翁》專輯內(nèi)頁寫下的那段話：

雖然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夠好，但起碼我知道我進步在哪里。因為我清楚我有沒有盡力去做，所以我依然不會塞一首不痛不癢的歌在你手里，你會了解的……開闊我們的心胸視野吧！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后來的人更好走。否則，三十年風水再轉(zhuǎn)以后，我們可別再聽到我們曾經(jīng)抬頭問的那一句話：“這一大段時間，你們到底在干什么？”

二〇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