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時候，我家正好住在三里屯，離工體很近，所以我經常在周末騎車到工體轉一圈，如果有球就買票進去看。

那個時候還不興職業(yè)聯賽呢，但經常有國際邀請的賽事，比如長城杯，也有當時不職業(yè)的甲級聯賽。最有意思的一場球，是中國隊和一個東歐國家的俱樂部隊踢球，到終場前還輸了個0∶3呢，結果進攻一次進個球，再進攻一次又進個球，最后那隊懵了，居然又被搞進去一次。補時3分鐘踢完，3∶3。

當時球票不貴，去看場球，家里也習以為常。民風淳樸，有時候我背著書包去的，懶得存包，就把包往工體綠地里的哪個樹根下一放，看完球再去拿，那包還在那兒。

結果我這種好孩子，在看球的時候被抓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是一場甲級聯賽，北京隊在主場和遼寧隊踢。遼寧隊當時是最強的，一直拿全國冠軍，所以這球也算是焦點之戰(zhàn)了吧。本來大家也沒敢抱太大希望，結果北京隊上來就以2∶0領先。這下不得了，全場情緒被煽乎得沸騰。可偏偏世事弄人，最后遼寧連進3球反敗為勝了，大家一下接受不了，散場后就有人圍攻了北京隊的休息室出口，砸壞了北京隊的汽車玻璃。

但這樣的壞事我可沒干，我就覺得遼寧隊踢得真不錯，尤其是那個叫關正斌的前鋒。于是我就以一個粉絲的心態(tài)，跑遼寧隊的休息室外等著去了，還等了好長時間。人家踢完球要洗澡，洗了澡還要開總結會，開完會出來已經快1個小時了。關正斌出來走過我面前時，我跟他握了握手，本來還想要簽名，但我這人比較內向，一猶豫，人家上車走了。

我心滿意足地想回家，萬沒想到自己已經出不去了。原來北京隊那邊動靜越鬧越大，警察一下子把整個工體的大門全關了，在工體的大院里來了個地毯式搜索，凡是沒有離場的人，全都給集中到廣場站隊。不光是我這樣的，還有那些壓根就沒看球，躲在樹叢中談戀愛的野鴛鴦們，盡數落網（當時還不興開房呢，也沒辦法開房，所以談戀愛的人天一黑就往工體小樹林里扎）。

我們被集體帶到工體下面的體操房里蹲著，大概有個一二百人吧。也沒人理我們，周圍站了一圈警察。我心里可是一點沒慌，覺得自己沒干什么壞事，頂多把事情說清楚了就可以回家了，唯一擔心的是回去太晚挨家長修理。大約過了20多分鐘，來了個胖警察，好像是個官，滿臉怒氣的。他們商量了一下，就開始拍錄像，還喝令每個人都抬起頭來。那時候攝像機還是稀罕物呢，我的第一份影像資料就這么留給警察局了，這叫留案底。

拍完錄像，開始一個個訊問。屋子里的人都打著蔫兒，都是悔意頓生的樣子。只有我覺得自己沒把柄，一臉正氣地跟警察解釋我去干什么去了。那警察看我不服氣，就有點火，聲音挺大地對我說：“你沒離場，就是助長了犯罪氣焰，客觀上起了壞作用。你還不認錯嗎？”我心里說，我哪知道那幫人砸車去了?。课疫€覺得委屈呢。嘴上就不說話。警察接著說：“你要覺得沒錯你就接著蹲著去，什么時候想通了什么時候回家?！蔽乙宦犇芑丶?，趕緊說：“那我現在就想通了，認錯還不行嗎？”當時就想，差不多行了，警察的解釋也勉強過得去，回家就行。

夜里三點多，警察去敲我們家門，把我爸迷迷糊糊叫起來去領人。我爸還以為我早回家睡覺了呢，看見警察還真感意外。見了我爸，我可真是有點羞愧了，覺得這事還得麻煩我家長，太過意不去了。

我以為這事情就這么完了呢。可過了一個星期，班主任找我談話了，意思是有關部門找到了我們學校，把我那天看球鬧事的情況給反映了。這還不算，據說有家報紙還要把那天關體操房的所有人的名單登出來。我這叫一個氣啊。我心想，這不是要把我徹底搞臭嗎？不僅要把我搞臭，還要把我家和我們學校搞臭，這什么事兒啊？我招誰惹誰了？

好在學校領導比較明事理，問了我的情況后，向有關部門匯報，說我是個好學生。于是登報紙的事情才不了了之。好在我爸也比較相信我，依舊允許我去看球。“5·19”事件那天我也在場，眼睜睜看著中國隊輸了球。我比較有經驗了，知道要出事，把同去看球的同學拉回了我家，算是長記性逃過一劫。

過了好多年我上了大學讀了書，才知道什么叫“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徹底明白那天遭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也是過了好些年，我們的警察才取到了經，知道怎樣合理地對付球迷騷亂了。常和我一起看球的一個同學還當了警察去工體執(zhí)勤呢。我想，人和社會長大都是需要過程的吧。

只是那球踢到現在不僅沒長進，還越來越抽抽。我雖然還關心足球，但現場怎么也不想去，擔心別人說我是吃飽了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