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態(tài)度源自所謂的“搭便車”問題，也即理性選擇論的一大基石。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在經(jīng)典之作《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書中闡述過這個問題：就算民眾跟總統(tǒng)候選人的政治目標相同，在競選活動中捐錢出力也不會給他們什么重要的物質利益。畢竟，依照法律，現(xiàn)金捐贈最多不可超過2300美元，所以，就算捐了最高額，也不可能對選舉結果造成什么影響。同樣道理，參加競選活動的志愿工作者——哪怕他出力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拉到了成百上千張選票——也不可能因為選舉獲得什么好處。

盡管搭便車問題的邏輯看似有著很強的說服力，但人們的行為卻跟它的諸多預測形成了截然的對比。例如，2008年1月，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在總統(tǒng)選舉活動中共獲得超過來自250 000人次、總計320萬美元的捐款，幫他競選的志愿工作者更是不計其數(shù)。其他競選活動也因為支持者們主動把狹義自利踢到一邊，獲得了類似的好處（當然，可能不如奧巴馬這次來得聲勢浩大）。

自利模型的死硬鼓吹者有時會反駁說，因為主動參加競選活動，志愿工作者們收獲了各種個人利益。比如，他們經(jīng)常碰到有意思的人，或者知悉了誘人的就業(yè)機會。至于巨額捐獻者，要是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勝出，說不定會得到駐外大使或其他重要職位作回報呢。

說得沒錯，而且很適合形容那些競選經(jīng)費“打包工”——也即從親朋好處籌措到數(shù)十萬美元的捐款人?？蛇€有數(shù)以百萬計的小額捐款人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位南卡羅萊納州的老婦人，給自己挑選的候選人寄了三美元零一分，顯然沒指望來年1月總統(tǒng)會指派自己當駐英大使。有的志愿工作者在家為其他選民提供電話咨詢，或是負責其他沒什么社交機會的任務，他們又是貪圖的什么呢？

從傳統(tǒng)自利模型的角度出發(fā)，這種行為相當于地理學上絕不可能發(fā)生的“河水逆流”現(xiàn)象?？扇藗兂３崆械乜释麉⑴c一些超越自身的宏大活動，而且它也并不僅限于政治領域。比方說，我們經(jīng)常看到體育迷們罔顧成本效益計算的標準，搖滾樂隊的歌迷們也一樣。

游走于經(jīng)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及其他學科交匯地帶的研究人員對集體行為的反常本性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經(jīng)濟學家阿爾伯特?赫什曼（Albert O.Hirschman），是首批嚴肅研究此類現(xiàn)象的學者之一。1982年，他在《轉變參與》（Shifting Involvements）一書中承認，利己主義在某些時代的確是支配性人類動機。可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少人積累起了越來越多的物質商品，但同時開始體驗到失望感。每當消費標準提高，人們必須更辛勤地工作，才能勉強維持當前的地位。壓力增加，人們越發(fā)不愿向公共領域貢獻資源，情況一步步走向惡化?？稍谶@樣的大背景下，有覺悟的消費者也更容易接受來自社會運動組織者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