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則功利主義對付反功利主義論證沒有困難。當行為功利主義面臨麥克克洛斯基描述的情形時，總想歸罪于無辜的人，因為那個特定的行為的結果將會是好的。但是，準則功利主義不會以這種方式推理。它會首先問，什么樣的一般原則傾向于促進最大的幸福？假設我們想象兩個社會，在一個社會中忠誠地堅持“不要容忍陷害無辜者的假證”這樣的規(guī)范，另一個社會中不遵循這樣的規(guī)范。哪個社會中的人們境況可能更好？從功利主義的觀點

看，第一個社會更好。因此，反對歸罪于無辜者的規(guī)范應當被接受，通過訴諸這一規(guī)范，我們得出結論：在麥克克洛斯基的例子中，那個人不應當做假證陷害無辜者。

類似的推理可以用于建立關于反對侵犯人權、不守諾言、撒謊以及所有其他情況的規(guī)范。管理個人關系的規(guī)范——要求對朋友忠誠、愛護自己的孩子，等等——也能以這種方式建立起來。我們應當接受這些原則，因為遵守它們、把它們作為常例的習慣會促進一般的福利。但是，一旦訴諸功利原則建立了這些規(guī)范，我們就不得再援引決定特殊行動的正當性的原則。個人行動只有通過訴諸這些已經(jīng)建立的規(guī)范才能得到證明。因此，不能說準則功利主義與道德常識相沖突。通過從證明行為到證明規(guī)范的著重點的轉換，功利主義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的直覺判斷相一致。

然而，當我們問是否有例外（exception）時，準則功利主義的嚴重問題就出現(xiàn)了。在準則功利主義的“理想的社會法典”建立起來之后，是不是不管規(guī)范帶來的是什么都要遵守規(guī)范呢？顯然會有這樣的情況，法典禁止的行為無論如何都會使功利最大化，甚至帶來數(shù)量巨大的功利。那么，這該怎么辦呢？如果準則功利主義說，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違背法典，它就似乎陷入了行為功利主義。相反，如果它說，我們不能實施“禁止的”行為，那么，正如哲學家斯馬特（Smart ）所說，功利主義最初對促進福利的關心就已經(jīng)被替換為非理性的“準則崇拜”。

這種反對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來：根據(jù)準則功利主義，什么最重要？僅僅是幸福，還是像這樣的事情：正義，尊重人的隱私，信守諾言？如果幸福是重要的全部，那么，幸福最大化應當成為個人行為的標準，但是，幸福最大化在準則功利主義中不是行為的標準。如果正義、隱私和誠實最重要，那么這個理論似乎就不是功利主義了。而且，如果這些東西是最重要的，那么為什么在構建道德規(guī)范時不應該考慮它們？雖然準則功利主義有直覺的吸引力，但它仍然是功利主義和常識之間并不穩(wěn)定的一種折中。

第三個辯護：“常識”是錯的。最后，一些功利主義者對反功利主義論證提供了很不相同的回應。那些論證指出，古典理論與普通的正義概念、個人權利等不一致，而這些人回應說：“那又怎樣？”1961年斯馬特出版了專著《功利主義倫理學體系概要》（An Outline of a System of Utilitarian Ethics），他在反思那本書中的觀點時指出：

顯然，功利主義有著與通常的道德良心不相容的結論，但我傾向于持這樣的觀點：“通常的道德良心更糟”。這就是說，我傾向于拒絕檢驗一般倫理原則的通常方法論，即通過看它們在特定情形下如何與我們的感情相符合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