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不因人廢言的話，蘇軾的這層體會正可以解釋《貞觀政要》的這則軼聞：唐太宗此刻表現(xiàn)出來的似乎正是"平易正直"的一面，如果當真浩浩蕩蕩地搞一部文集出來，豈不是會讓蘇軾那樣的知識分子們偷偷笑話么？唐太宗把話說得坦白，還真不是假謙虛，就這樣，鄧隆的馬屁提案竟然未獲批準，貞觀年間的考研大軍這才算松了一口氣。

以儒家的眼光來看，唐太宗這番表態(tài)可以說是"以德治國"的一種體現(xiàn)，而有趣的是，歐陽修他們在修《新唐書》的時候還真就沒有收錄什么皇帝的詔令，把"本紀"部分搞得很是簡潔，后來章學誠還為這事挑了一回大指，夸歐陽修他們深得《春秋》的筆削精髓，比司馬遷和班固做得都好?？磥?，領袖治國在德而不在文，這倒真是很多人的共識。可是，儒家翻來覆去念叨這個"德"字，而這個"德"到底包含哪些內(nèi)容，這其實是相當含混的。舉個例子來說，司馬光曾經(jīng)在給皇帝的上疏里具體談過這個問題，說君主之"德"包含三類內(nèi)容，它們分別是：仁、明、武。

"仁"，近似于我們一般理解的"德"，強調(diào)一種教化型的政治作風；"明"意味著有明智的腦瓜，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蛋，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武"并不是窮兵黷武的意思，而是說君主要有良好的判斷能力，當十個參謀官貢獻了十條意見的時候知道該選哪一個。誰都知道這道理不錯，可這種說法卻怎么看怎么都像格斗中的第一金科玉律：一定要打倒對手，一定不能被對手打倒。^_^

現(xiàn)在一些問題就比較明確了：難道儒家的"德"就僅僅是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嗎？

當然不是。

難道"德"就全是講教育、講感化嗎？

當然也不是。

具體看看董仲舒，這樣一位官學泰斗，難道就只是在書齋里邊悶著頭搞教學和著述嗎？

當然更不是。

我們敘述的時間順序是從后向前的，就從老董的晚年說起好了。

不，不該稱呼"老董"，而該恭恭敬敬稱他一聲"董老"。話說董老辛辛苦苦一輩子，終于光榮離休了，可離休了也閑不下來，朝廷每有大事爭議不下的時候，就派張湯到董宅找董老來討主意。張湯其人我們前邊已經(jīng)見過，是漢代風光一時的大法官，而大法官頻繁地去找大儒者討主意，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了。

主意討來討去，少說也討了好幾百回了，就連叫化子討飯都沒有這么膩人的。董老給的主意雖然都是就事論事，可人們對這些意見回頭再一捉摸，發(fā)覺其中句句都是金玉良言。于是，這些主意最后被匯集成書，一共收錄了二百多條但這可絕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儒家學問書，而是一部法典，題目叫做《春秋決獄》。顧名思義，書的內(nèi)容是以"春秋大義"來裁斷疑難案件的。

看，儒家大師貢獻法律判例。而更有甚者的是，有人認為《春秋》一書根本就是孔夫子的法律專著，比如明代黃正憲《春秋翼附》，作者的大哥在序言里就這么說："《春秋》，吾夫子刑書也。"

咱們想想，像錢鐘書、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學術水平絕對不在董仲舒之下，但是讓這兩位去參與判案和制訂法典，恐怕誰都會覺得荒誕吧？

那么，董仲舒又是怎么給大法官支招的呢？所謂《春秋決獄》，又是怎么以《春秋》的內(nèi)容來作判案依據(jù)的呢？咱們來看一個例子：

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yǎng)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之。甲當何論？

斷曰：甲無子，振活養(yǎng)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guo3）蠃（luo3）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

詔：不當坐。

這段文字可以讓大家體會一下當時法律文書的行文風格。我們現(xiàn)代人學習傳統(tǒng)文化，大多都是去讀唐詩宋詞、駢散名文，卻對古代實用體裁的東西了解不多。而實際上，這種實用類的東西在當時可比詩詞歌賦重要太多了。作為意識形態(tài)根基的學術典籍自然就更重要了，要知道，詩詞歌賦多是抒發(fā)一些閑情逸致，至多也就是發(fā)發(fā)憂國憂民的感慨，在名利之途上有時也能趕上以詩取士的好日子，而儒家典籍卻不一樣：小可以安身立命，大可以安邦定國，這才是社會發(fā)展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