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數(shù)據(jù)來源有限而且殘缺不全，我們還是得到兩點結(jié)論： 首先，羅馬行省的經(jīng)常收入（時間和環(huán)境的差異可以略而不計）不會少于一千五百萬或兩千萬英鎊利普修斯（Lipsius, Justus, 1547 ，荷蘭學者和政治理論家）算出的歲入是一億五千萬金克朗。他寫的書雖然很博學，但也充滿過多的想。。其次，如此龐大的稅收，對奧古斯都依據(jù)穩(wěn)健原則所建立的政府，足夠支付所需的費用。那就是說他的宮廷簡單樸實一如議員的家庭，他的軍事建設經(jīng)過計算可用來防衛(wèi)邊疆，既沒有激起征戰(zhàn)的旺盛企圖心，也沒有外來侵略的嚴重顧慮。

縱使這兩種結(jié)論從表面看好像很有道理，以奧古斯都來說，無論是從語言表達或行動作為上，至少對后面一點認為辦不到，也就是說收入不敷支出。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很難斷定，他到底是羅馬世界的國父，還是自由權利的壓迫者；他是到底希望解除行省所受的各種不平等待遇，還是要讓元老院和騎士階級陷入赤貧的地步。從他一開始掌握政權，就經(jīng)常暗示貢金不足，有必要以適當比例對羅馬和意大利增加公共負擔。在執(zhí)行這些失去民心的方案的時候，他一直采取謹慎而權衡輕重的步驟，最先是實施關稅，接著就是建立消費稅，查定羅馬公民的個人實際財產(chǎn)，再據(jù)以完成稅務計劃，要知道這些人已經(jīng)有一百五十年未繳納各種稅金。

其一，像羅馬這樣偉大的帝國，金融的自然平衡必須逐漸建立。征服者的強權之手拿取行省的財富送到首都，其中大部分再借著商業(yè)和技術，用溫和的方式回歸到勤勞的行省。在奧古斯都和后繼諸帝統(tǒng)治下，各種商品均需課稅，并且經(jīng)過一千種不同的路徑，進入富庶和奢侈的中心。不論法律怎樣表示，付稅的人都是羅馬的購買者而不是行省商人，稅率從商品價值的八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不等。假定稅率的變化是由政策中不可改變的原則所引導，像奢侈品比必需品要課更高的稅，帝國勞動人民生產(chǎn)制造的產(chǎn)品，比從阿拉伯和印度運來的普林尼觀察到，印度貨物在羅馬出售是原價的一百倍，這讓我們知道關稅的結(jié)果。無益但受歡迎的商品，所受的待遇要較寬容?，F(xiàn)在仍舊存有一份商品目錄，項目很多并不完整，在亞歷山大·塞維魯時代必須納稅的物品有： 肉桂、沒藥、胡椒、生姜、所有香料、各種寶石（其中以鉆石古代不知道鉆石切割的技術。價格最昂貴而翡翠最為耀目）、帕提亞和巴比倫的皮革、棉花、生絲和絲織品、黑檀木、象牙以及閹人布紹（Bouchaud）在他的論文中，引用古代《學說匯纂》里的這份目錄，然后做非常冗長的評論。。可清楚看到，用來侍候人的柔弱女性化奴隸，他們的用途和價值隨著帝國的衰落而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