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神權君主制

凡爾賽宮是法國的象征，路易十四是法國的化身，令人十分羨慕并意欲效仿的法國也是歷史上神權君主制的最好范例。也許路易從未真正說過：“L’état c’est moi”（“朕即國家”）,但是，這句話清晰地概括出路易對自己角色的確信。在理論上，路易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或至少在法蘭西是這樣。他不是由法國人選出的，也不是通過武力獲得王位的。確切地說，上帝在他出生之時就給他指定了一個位置，成為在10世紀統治法國的國王休·卡佩（Hugh Capet）的合法男性繼承人。作為上帝的代理者，他的話就是最終決定，挑戰(zhàn)它就是挑戰(zhàn)上帝的安排，違抗它是一種宗教冒犯，也是一種政治過錯。因此，神授權利的起源是高盧主義（Gallicanism）的一種邏輯延伸，這種主義尋求將羅馬教?對法國教會的干涉限制在純粹教義之事上。

在某些方面，為神權君主制辯護的理論可回溯到中世紀，它認為政府的正確決定不是通過試驗和討論取得的，而是通過“發(fā)現”存在于上帝對萬物安排中的權威答案來取得的。在其他方面，這個理論是“現代的”，或者說是具有前瞻性的，因為它來源于對忠誠于民族和增加民族主義感的期望。亨利四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設法將所有的法蘭西居民融合成一個單一的民族體。但是，那個時候的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精英事務，精英的意見在國家事務中獨具價值。因此，盡管宮廷和法蘭西學院創(chuàng)作了一種精煉的法語來替代貴所說的方言大雜燴，但是，并沒有證據表明路易十四在意農民說何種語言。雖然如此，國王的大臣們還是試圖將國王塑造成法國共性的象征。國王征稅、增加軍隊，并千方百計地影響臣民的生活。法國人必須相信國王有權做所有這些事情，他正在做的事情是為了他們，而不是針對他們。

神權君主制包含著臣民無條件服從的必然推論，因此，它是現代中央集權民族國家成長中的一個要素。它是一種訴諸古老的神學思想的制度，如《圣經》中對人們要服從統治者的忠告：“統治者是上帝的指命?！钡牵彩艿捷^新思想的啟發(fā)，這種思想將人們共同束縛在一個生?性的、有效率的、可靠的國家之中。很自然地，這個制度在實際中并非完全對應于它的理論。路易十四并不就是法國國家（French State），他的統治在那個詞語的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絕對的。簡單地說，他不具有嚴密控制其臣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物質手段，但他的政策會帶來相應的繁榮或苦難、和平或戰(zhàn)爭，從而影響臣民的日常生活。路易十四憑借他個人的權威，會盡力將那些如雅克·波舒哀（Jacques Bossuet，1627—1704）主教一樣的人的理論付諸行動，這位主教為論證君權神授理論正當性的世界歷史（universal history）提供了知識基礎。

隨著時間的?移，反對這種思想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于各種宗教信仰，而是來自于貴族，所以法蘭西和英格蘭的貴族統治在17世紀都出現了危機。貴族階級被整合進新的國家機器中的程度在現代歐洲的發(fā)展中是極為重要的。在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西班牙和中歐領地，古老的貴族階級一般接受國王的新力量，但維持著許多特權和所有舊時的高貴身份。在普魯士，他們被比較成功地整合進新秩序，成為國王的仆人，但具有完全高于中產階級官僚的社會地位。在英格蘭，貴族階級同國王達成了一項獨有的妥協。在法蘭西，佩劍貴族喪失了大多數主要的政治作用，但是，他們被允許保留會和經濟特權，以及國王軍隊中重要的軍官角色。

削弱舊的法國貴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權力的過程，早在12世紀就已開始了，并由于16世紀的宗教戰(zhàn)爭和內戰(zhàn)而大大加速。在16世紀晚期，大量的貴族，也許差不多半數的人，主要由于完全反對國王，已經成為新教徒，盡管許多貴族不久又改信天主教。在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統治時期，增加對平民的任用來管理國家，所任命的職位從國家的主要大臣到監(jiān)督官，再下至地方行政官和法官，從而完成了這一過程。這些平民通常被提升為穿袍貴族，起初沒有佩劍貴族的社會聲望。但投石黨運動已經表明，這些新貴族不?被看成國王的忠誠擁護者，在舊的貴族中，他們引起了鄙視性的妒忌。盡管有的時候貴族能夠團結起來，但在路易十四統治期間，他們未給國王造成嚴重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