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因法軍在普法戰(zhàn)爭中的潰敗而垮塌，新生于混亂和羞辱中的第三共和國（依次參照18世紀和19世紀的兩個革命共和國而命名），將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管理國家的使命。第三共和國建有兩院制國民大會。下議院或眾議院（Chamber of Deputies）由普選產生，上議院或參議院主要從地方選舉產生的官員中任命。國家元首為總統(tǒng)，但實權歸總理，總理不向總統(tǒng)負責，而是依靠下院多數派的支持行使權力。

在經歷了兩個拿破侖以及若干潛在獨裁者的榮辱沉浮之后，第三共和國刻意構建了防范軍事獨裁的制度體系，即阻止所謂的馬背人掌權。但到了1889年，驍勇的喬治·布朗熱（George Boulanger，1837—1891）將軍卻企圖發(fā)動一場軍事政變。作為一名受人歡迎的英雄，?朗熱得到了君主制主義者、激進分子和民族主義者的共同支持，因為他們都尋求一場針對德國的復仇戰(zhàn)爭。布朗熱最終雖然喪失了勇氣，逃往他國并自殺，但無論是共和國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不會輕易忘記布朗熱的存在。

政治共識本身很難在新的制度體系內生成，第四共和國因此必將面臨各種分歧與爭吵的困擾。部分人贊同共和制，另一些人則主張恢復某種形式的有限君主制，而保皇派內部也爭吵不休。正統(tǒng)派支持波旁皇族的后裔，奧爾良派則支持法國最后一個國王路易斯·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繼承人，而他們同時又強烈反對共和制的支持者。在?會與國家的關系問題上，天主教徒與反教權主義者之間也存在嚴重的分歧。共和國秉承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旨，并沒有調和天主教多數派強烈的宗教情懷，他們堅決反對建立不承認宗教特殊地位的政府，而由教會、軍隊及富有者組成的右翼，仍然希望由一個鐵腕人物來掌管政府。與此同時，政治左翼內部也四分五裂，爭吵主要在支持或反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之間進行。

在19世紀最后的幾年中，爭執(zhí)的激烈氛圍并未隨一系列丑聞的發(fā)生而緩減?？偨y(tǒng)的女婿涉嫌出賣國家最著名的軍團榮譽勛章；承建巴拿馬地峽運河的公司因財政丑聞而?產。費迪南德·勒塞普（Ferdinand Vicomte de Lesseps，1805—1894）曾因1869年成功開鑿蘇伊士運河聞名世界，但巴拿馬運河公司的丑聞卻使其名聲掃地。部長及副部長們因收受賄賂而支持搖搖欲墜的運河公司，而數名猶太金融巨頭卷涉其中為反猶主義提供了口實。然而，這一切與德萊弗斯案件相比卻黯然失色，其中顯露的赤裸裸的反猶太主義，首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

阿爾弗雷德·德萊弗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上尉出生于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阿爾薩斯被德國占領后逃到了法國，他是一場間諜陰謀與當時盛行于法國的反猶太主義的意外犧牲品。德萊弗斯被指控向德國人出賣軍事機密，當局草率地對其進行了審判。德萊弗斯是第一個為法國總參謀部服務的猶太人，這實際是他被選作替罪羊的主要原因。1894年，他因叛國罪終身監(jiān)禁于遠離南美海岸的惡魔島。1896年，法國情報局官員喬治·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1854—1914）上校發(fā)現，起訴德萊弗斯的相關文件是偽造的，真正的叛國者是聲名狼藉的冒險家費迪南德·艾斯特海茲（Ferdinand Esterhazy,1849—1923）少校。皮卡特因此被秘密發(fā)配到非洲，但德萊弗斯的家人通過獨立的調查，證實艾斯特海茲是真正的叛徒并要求重審此案。艾斯特?茲雖被起訴并被宣判無罪，但這一事件已在公眾中沸沸揚揚、難以平息。1898年，著名的小說家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1840—1902），在報紙上發(fā)表題為《我控訴！》的公開信，使危機再起波瀾。左拉逐一聲討那些軍事領導人，為了挽回軍隊的名譽不惜故意犧牲一個無辜者。

法國隨之形成了德萊弗斯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兩大派。在媒體和輿論的巨大壓力下，德萊弗斯案被重審。文件偽造者的自殺給軍事法庭提供了新的證據，但德萊弗斯依然被判犯有叛國罪。共和國總統(tǒng)最終赦免了德萊弗斯。1906年，緊張局勢稍趨緩和后，他被民事法庭宣告無罪，并恢復了其部隊中的少校軍銜。

德萊弗斯案件盡管造成了嚴重的分裂，但經過數年的爭論，激進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反教權主義者以及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松散的聯盟，他們都對教會、軍隊和反猶主義者持有懷疑的立場。雙方圍繞“兩個法國”的爭吵完全淹沒了德萊弗斯問題，并形成了歇斯底里的對峙局面。一派主張共和制的法國，即大革命和1789年原則的繼承者。另一派堅持君主制的法國，即國王、圣壇和軍隊的法國，它從不曾向大革命原則妥協(xié)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