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宣稱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而英國卻從未對外聲稱印度是英國的。雖然英國在印度次大陸的統(tǒng)治從18世紀就開始了，但英國在印度的統(tǒng)治總是間接通過當地的中間人利用各種手段進行的。這并不能說明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者不如其他地方殘忍而只能說明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是蒙著一層本地化的面紗。1857年，印度反英暴動那年，印度幾乎殲滅英國殖民者之后，間接的統(tǒng)治更加公開化了。1945年二戰(zhàn)結束后，沒人會懷疑英國會將印度交給印度人，在英國國內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英國統(tǒng)治的結束比預期的更早，但代價是血腥的暴力沖突以及次大陸被分成兩個國家。

回想起印度的解放也并不讓人吃驚，因為在這之前，事件中已經有了預兆。例如，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已經認可印度作為一個國家建立英式議會制政府，但往往都被后來發(fā)生的事情所阻礙。在印度建議會制政府最大的障礙不僅來自慢慢衰弱中的英國，也來自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教會的對抗。大部分來自西方的印度教徒富有并控制著政府，貧窮、落后的族群大多是農民出身的穆斯林。穆斯林的領導害怕印度議會制政府長期被印度教政客掌控，使穆斯林的境況比英國統(tǒng)治時更慘。

穆斯林的擔心是有道理的。許多印度教政客無意改善穆斯林的福利，也并不為解放而斗爭。莫罕達斯·甘地在能力及其他方面都超過了印度教各界。甘地受過西方教育，先是在南非做律師，成績顯著。他在那里利用非暴力抵抗運動減少了對印度人的法律歧視。20世紀20年代，他返回印度，不久他便成為國大黨的領袖。黨員們和他一樣都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他們從西方老師那里獲得了民族主義理想和關于自由、平等的看法。在國大黨早期，他們想與英國殖民者成為伙伴而不是擺脫他們。

同時，穆罕默德·阿里·真納成為另外一支印度政黨穆斯林聯盟的領導人。像甘地一樣，真納也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律師；像甘地一樣，至少是在早年，真納也主張印度教與穆斯林合作。然而，實際上當國大黨推翻其之前所作的在印度議會中有穆斯林代表的保證時，合作便失敗了。1930年，真納憤然斷絕與國大黨的聯系，不久后擔任了穆斯林聯盟的領導人。到1940年，他一直在搞分裂，聲稱“印度有兩個國家”，并要求建立單獨的穆斯林國家。

沒有征求印度國內領導人的意見，1939年英國將印度拉入反德戰(zhàn)爭。真納忍辱負重，支持英國軍事行動，加強穆斯林聯盟對英國政府的影響。大批印度人積極加入英國部隊。在甘地的堅持下，國大黨并不支持戰(zhàn)爭，加緊進攻性的“退出印度”的反英斗爭。當日本攻擊英屬亞洲地區(qū)時，英國政府更傾向于與印度民族主義和解。同時，一些民族主義政治家通過慶祝日本在鄰國緬甸的勝利給英國更大的壓力。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之間的矛盾此時更加激化。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印度離恢復主權更近了一步，因為英國希望印度可以迅起反抗日本的猛攻。原來還可以含糊地保證將來會把主權交還印度，現在則不得不做出詳細的承諾。

到1945年，印度獨立已經是必然了。工黨一向反對殖民主義，但該黨上臺后，印度問題不是它首要解決的問題。穆斯林和印度社會各界瀕臨破滅的關系將獨立問題推到了頂端。1946年3月爆發(fā)的印度教與穆斯林的騷亂使社會秩序受到嚴重威脅，工黨還給了印度完全的獨立地位。當軍隊和警察與印度教和穆斯林的暴徒糾纏時，觀察者們很奇怪常駐印度的英國總督是如何控制局面的。這兩個宗教組?共同的解放印度的理想消失了。

獨立的代價是國家被瓜分和尸橫遍野。1947年8月獨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立，它控制著印度次大陸的西北到東北兩翼與印度大片地區(qū)分隔，東北角后來成立了孟加拉國。在這些地區(qū)都是由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勢力控制，印度教和穆斯林殺害那些少數派，大批民眾離開了。1948年，甘地被一個認為甘地對穆斯林的關心是一種背叛的印度教狂熱分子暗殺。甘地的對手，穆斯林的真納因肺結核同年去世。

從英國統(tǒng)治者那里新印度和巴基斯坦繼承了大量受過良好訓練的社會服務體系——在獨立之前大部分都已經是國民化。他們也是公路、鐵路和其他制度和服務體系的?承者。印度在這方面比巴基斯坦做得更好。除了這些物質遺產以外，新統(tǒng)治者還繼承了政治遺產，結合英國議會政治，特別是組織多黨和進行選舉競賽等實踐手段，并發(fā)揚民主、民族主義和非宗教主義。然而，正如歷史學家J.M.羅伯特指出的那樣，當情況很糟時，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政治家們能不能將這一切推到一個異族統(tǒng)治者的身上呢？1947年英國撤軍留給印度次大陸的是經濟和社會的一片狼藉。新的印度共和國面臨一系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