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不可能犯罪作品，讀者往往想到的就是密室推理。實際上，密室僅僅是不可能犯罪作品的一個重要分支而不是全部。凡是謎團中出現(xiàn)邏輯相悖的情形，都屬于不可能犯罪。自埃德加·愛倫·坡發(fā)表密室偵探小說《莫格街謀殺案》之后，偵探作家們努力創(chuàng)作各類不可能犯罪作品，包括眾目睽睽下的謀殺，樓房、火車和人物的消失等等。不同的是故事的情節(jié)，相同的則是讀者每次都會受到表象的欺騙。

1892年，H格林霍克·史密斯在海濱雜志發(fā)表了一篇《羅杰·卡博案件》，這是最早的不可能犯罪作品之一。一個人從山路上消失了，接著卻陳尸他處。人或者尸體消失的詭計頗受歡迎。安娜·凱瑟琳·格林的《亨德小姐：不可思議的謎團》（1894）是史上最早的不可能消失長篇作品，描寫了一個女人的消失。最有名的例子無疑是埃塞爾·琳娜·懷特的《小姐不見了》（1936），后來由希區(qū)柯克改編為電影?？巳R頓·勞森的《人間蒸發(fā)》（1949）堪稱經(jīng)典--在被監(jiān)視的電話亭中消失。還有些作品描述人從懸崖或者高樓跳落卻沒有落地，比如諾曼·貝洛的《波蘭德先生，別跳》（1954）;或者從游泳池消失，比如SS范·達因的《龍殺人事件》（1933）。隱形的殺手算是一種變形，受害者只有自己一人在場卻被殺害了。此類作品最早是梅爾文·L塞文利的《箭之謎》（1904）。

有些作家專注于物件消失。威爾·斯科特寫過《消失的屋子》（1934），埃德蒙·克里斯賓的《消失的玩具店》（1948）也是這類作品。諾曼·貝洛在《三層幻想》（1947）中把整條街都搬走了。阿瑟·柯南·道爾早在1898年中將火車消失（《消失的特別快車》），梅爾維爾·戴維森·卜斯特的《布萊德莫爾謀殺案》（1929）又是一例。HS吉勒的《消失的金卡車》中一輛卡車消失了，克倫·坎貝爾的《突然飛進空氣》（1969）中一架飛機消失了。理查德·佛瑞斯特的《密西西比河上的慘案》（1989）一艘游艇消失了。最簡單也是最令人信服的消失是雅克·福翠爾的《幻影汽車》（1908），一輛汽車消失在一段兩頭有人看守的公路上。還有些作家關(guān)注線索，比如消失的腳印。塞繆爾·霍普金斯·亞當斯的《飛翔的死亡》（1903）里謀殺發(fā)生的海灘上，除了一只史前大鳥的腳印沒有任何足跡。

約翰·狄克森·卡爾則將自己的不可能犯罪作品統(tǒng)稱為奇跡難題。其中除了相當部分的密室推理以外，還有很多琳瑯滿目的其他不可能犯罪。比如，在《歪曲的樞紐》（1938）中就是隱形的殺手，被害人在受人監(jiān)視的情況下被害，周圍卻空無一人?！惰F籠問題》（1939）是消失的足跡，在網(wǎng)球場中央，只有被害人的腳印卻沒有兇手的痕跡?！毒?-因謀殺成十》（1940）場景是大西洋航行的輪船，卻在殺人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了除所有人以外的指紋。這一切匪夷所思的謎團只有卡爾才能想到，也只有卡爾才能解答。

多重解答

如果說密室是詭計的王道，那么多重解答就是推理的王道。所謂多重解答就是一樁案件可以推理出不同的結(jié)論，其推理的證據(jù)都是作品中已經(jīng)給出的，但是借由不同的思路得出大相徑庭的推論。多重解答最能挑戰(zhàn)作者的邏輯思維能力，同樣一個線索怎樣才能玩出不同的花樣，這可要大費一番腦筋了。

讀者在閱讀多重解答的作品時，看到一種解答，感到認同，同時也就認定了嫌疑犯。可到臨結(jié)束那千鈞一發(fā)之時，作者拋出真正的解答，讀者自然大感意外。這也就達到了作者預先的目的。多重解答正是作者尋求結(jié)局意外性的最佳途徑，不過也是最難的途徑。

多重解答很早就出現(xiàn)在推理小說中。福爾摩斯小說中借華生口中說出的一些論斷，就具有多重解答的特點。EC本特利的名著《特倫特的最后一案》（1913）中提出了三重解答，安東尼·伯克萊的《毒巧克力命案》（1929）更是提供了六種以上的獨立解答。黃金時代最擅長多重解答的大師無疑是埃勒里·奎因，他的《希臘棺材之謎》（1932）、《十日驚奇》（1948）都是此類杰作。

卡爾同樣也是多重解答的大師級人物，他擅長利用多重解答造成結(jié)局的逆轉(zhuǎn)感。本作中，針對被害人在周圍無人的情況下離奇被殺，四位出場人物（包括菲爾博士）都提出自己的解答。每一個解答幾乎都言之成理，完美到幾無破綻。讀者往往順著卡爾的虛假線索懷疑上清白的人。但是這樣的懷疑不是無道理的，也是部分符合邏輯的，這恰是卡爾的高明之處。好似結(jié)構(gòu)復雜的機器被無情擊碎了，地上既有機器的碎片，同樣也有無用的石塊和廢鐵。讀者需要將機器復原，也許找到了一些零件，經(jīng)過改裝能夠運作，但是并非原物。

結(jié)構(gòu)上的復雜性需要華麗的技巧。這讓我們再次感受到卡爾在策劃游戲方面的巧妙本領(lǐng)：這些作品中他不僅留下足夠的證據(jù)線索指向罪犯，而且還有足夠的錯誤線索指向清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