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馬基雅維利研究系由施特勞斯的著作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哈維·曼斯菲爾德的著作。 這一路徑與"公民人文主義"解釋之間的反差顯著得無以復加。確實，著名的"施特勞斯派學者"尖銳地批評了后一學派的三位主要人物。維基·蘇利文批評波考克將《李維史論》解釋成全心獻身于公益的明證， 內(nèi)森·塔爾科夫剖析了斯金納的總的方法論，連同他對《君主論》的特定解釋， 曼斯菲爾德近來提供了對漢斯·巴隆的論點和公民人文主義這觀念本身的一整套批評。

對第二手文獻的這番簡短回顧，表明了至此涉及的下列三個問題之間的緊密聯(lián)結(jié)：平民生活與軍事生活的關(guān)系，《用兵之道》與其人文主義思想環(huán)境的關(guān)聯(lián)，馬基雅維利對古代資料來源的使用。在第二手文獻中，一個問題上的一種立場使得另兩個問題上的一種立場成為必需。那些將自我犧牲性質(zhì)的奉獻視為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道德-政治教誨的人傾向于認為，馬基雅維利的當代環(huán)境和他對古代的忠信決定了他的思想；另一方面，那些將對于自私激情的操控認作其教誨之道德-政治核心的人認為，馬基雅維利至少像我們一樣清楚他的環(huán)境，試圖以精巧地吸收他的古代資料為手段去轉(zhuǎn)變它。于是，馬基雅維利就戰(zhàn)爭和政治教誨了什么這一根本問題，便與一個史學或文學問題兩相交織，那就是如何閱讀他的著作。要在分別由巴隆和施特勞斯率先開辟的路徑之間做決斷，唯一不武斷的方式就是通過仔細解釋這對話：一種對馬基雅維利的文學和哲學偉大顯示出應有敬意的方式，同時不忘其著作的軍事、政治和思想背景的方式。我試圖在"解釋性論文"中提供這么一種處理方式。

在此，就如何閱讀《用兵之道》提供一點引導是合宜的。與法布里齊奧只是馬基雅維利的傳聲筒這一流行假設相反，亦與曼斯菲爾德的可取得多的理解--將法布里齊奧理解為其觀點因?qū)υ捫袨槎治g的人文主義代表 --相左，我斷定這位年長的雇傭兵首領(lǐng)乃馬基雅維利本人的一個自覺謹言慎語的化身。法布里齊奧的（和馬基雅維利的）充分認識部分地依靠較年輕的討論參加者向他提的問題得到明示。這不是說較年輕的參加者可以被認作等同于馬基雅維利（甚或比法布里齊奧更密切地與之結(jié)為盟友）； 相反，這對話作為一個整體，顯示了生氣勃勃的青年的要求如何能有助于去掉聰明的政治話語的道德面紗。直到馬基雅維利時代，政治哲學家們一向規(guī)避政治統(tǒng)治特有的、尤其是其創(chuàng)立時刻特有的暴力和欺騙。他們做到如此的辦法是指責或美化這暴力或欺騙，或者將其訓條安在品德可厭的人物嘴上；否則，他們干脆就此保持審慎的沉默。對話開初，法布里齊奧承續(xù)這一緘默傳統(tǒng)。然而，為回應即使彬彬有禮卻仍鍥而不舍的問題，在《用兵之道》第2卷第81句他靈巧地開始改弦易轍，轉(zhuǎn)向馬基雅維利自己在去世后為人所知的直言不諱；到該著作末尾，已能聽到他主張效法暴虐和欺騙近乎登峰造極的兩個頭等范例，即亞歷山大的父親馬其頓的腓力和居魯士大帝，而不是模仿道德卓越的共和國將領(lǐng)（《用兵之道》第7卷第204，243句；參見《李維史論》，Ⅰ 26，Ⅱ 13）?？墒?，法布里齊奧僅僅開始踏上導向馬基雅維利的直言不諱的道路，注意到這一點至關(guān)重要。盡管如此，以對話蘊含的啞劇為手段，馬基雅維利仍將這政治真理的部分披露搬上舞臺，從而突出了在他死后面世的、他那內(nèi)容廣泛的著述所含辭令的最顯著方面--它對青年人的較粗野激情的感染力（《君主論》，第25章結(jié)尾；《李維史論》，Ⅰ 60，Ⅱ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