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最多、范圍最廣，自傳、傳記資料收藏最豐、最齊的一個名人；同時，他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顧盼、議論、窺伺，卻又是最被人誤解的一個名人。這當然跟他自己處處設防、刻意塑造他的公眾形象有很大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說，在中國近代知名的人物里，胡適可能既是一個最對外公開、又最嚴守個人隱私的人。他最對外公開，是因為從他在1917年結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國，到他在1948年離開北京轉(zhuǎn)赴美國的三十年間，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界領袖、輿論家及學術宗師，他的自傳資料產(chǎn)量與收藏最為豐富與完整。這些自傳資料，他有些挑出來出版，有些讓朋友傳觀，有些除了請人轉(zhuǎn)抄以外，還輾轉(zhuǎn)寄放保存。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極其謹守個人隱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來往信件，其實等于是已經(jīng)由他篩選過后的自傳檔案。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那就好比說他已經(jīng)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先打好了一個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們?yōu)樗髦龋呀?jīng)把那些他不要讓人窺密或分析的隱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后所放棄的主張和想法，都一一地從他的模本里剔除了。

胡適一生中所收集保存起來的自傳檔案，卷帙浩瀚，對研究者來說，當然是一大挑戰(zhàn)。然而，最大的挑戰(zhàn)并不在于數(shù)量，而毋寧在于它是一個篩選過的傳記模本。面對這個傳記模本，研究者必須能取其所用，而不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的窠臼；要能既贏得資料，又不賠去自己的靈魂。換句話說，研究者必須要能入胡適的寶山，得其寶，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寶山主人收編為他的推銷員。

胡適的日記與書信，都不屬于那種秘而不宣、寫給自己看的私領域的產(chǎn)物。一般所謂的私密文件，比如日記與書信，用在胡適的身上，已經(jīng)是在公眾的領域。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強調(diào)的，胡適的日記不但不屬于秘而不宣之物，而且它更是他“知識男性唱和圈”里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這是因為胡適的日記并不只是留給后人看的。就以《留學日記》為例，他在留美的時候，就把日記寄給許怡蓀瀏覽、保存和選刊。在他一生中，他不只讓朋友借他的日記去看，有時還主動把日記借給朋友。更重要的是，胡適的日記所記載的，和他個人或家庭的生活幾乎毫無關系。即使我們用他所用的“札記”這個字眼來形容他的日記，即使他在《留學日記》的〈自序〉里，說那是他“私人生活、內(nèi)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但整體來說，我們與其說胡適的日記是他個人心路歷程的記錄，不如說是他和友朋唱和的記錄。從這一點說來，他的日記實際上是他的來往書信和學術著作的延伸。如果借用崔芙·柏洛芙屯(Trev Broughton)對十九世紀末期英國傳記文學所下的斷語，我們可以說，胡適的日記，就和他所有的自傳寫作一樣，是“一個社會和文化的行為(activity)，而非一個單純的文學成品(literary event)；是脈絡(context)、是介于文本之間(intertext)，而非文本”。

無怪乎美國名作家威廉·蓋司(William Gass)會說：“如果我已經(jīng)顧慮歷史會怎么寫我；如果我知道在我走了以后，我所留下來的涂鴉會讓人家拿去審視、贊嘆和品評，我可能就會開始埋下一些能幫助我開罪的伏筆、重新排比片段、把故事稍微改編一下、報一點小仇、改寫、讓自己看起來像樣一點。于是，就像莎士比亞戲劇里的獨白，它們等于是說給全世界聽的?！绷铡げ穫?Lynn Bloom)說得更直接，她認為專業(yè)的作家所寫的東西，沒有一件真正是屬于私人性質(zhì)的。她說：“專業(yè)作家沒有下班的時候。”

作為胡適傳記的“模本”，最典型的莫過于他的〈四十自述〉了。試問到現(xiàn)在為止，哪一個為胡適立傳的人，對胡適早年生涯的敘述不是跟著〈四十自述〉亦步亦趨？胡適在〈四十自述〉里膾炙人口的故事，從他母親的訂婚、慈母兼嚴父、三歲入塾讀書、發(fā)現(xiàn)白話小說、無神論的萌芽、在上海進了三個學堂卻沒有一張畢業(yè)證書、《競業(yè)旬報》的白話撰述、叫局吃花酒到酒醉打巡捕進巡捕房、閉門讀書考上庚款留美、以致于“逼上梁山”的文學革命，都幾乎被依樣畫葫蘆地搬上了坊間林林總總的胡適傳里。套用胡適在世時喜歡用來批評人“人云亦云”的話來說，這就是被胡適牽著鼻子走的結果。

〈四十自述〉當然是了解胡適早年生活最重要的資料。這就好像他的《留學日記》是了解胡適留美生涯不可或缺的史料一樣。只是，俗話說得好，“盡信書不如無書?！碧子煤蟋F(xiàn)代、后結構主義的話來說，就是必須解構(deconstruct)。〈四十自述〉，顧名思義，是胡適在四十歲的時候所作的回顧。任何人作回顧，都不可能避免以今釋古、選擇記憶、隱此揚彼的傾向，更何況是胡適這樣一個已經(jīng)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先打好了一個傳記模本的高手呢！對當時功成名就、時時放眼歷史會如何為他定位的胡適來說，他自然有他覺得應該凸顯的，以及不妨讓它隨著大江東去的往事。為他立傳的我們，如果不能識破胡適的取舍、渲染與淡出，則當然只有落得被他的〈四十自述〉牽著鼻子走的命運。任何有心人只要把〈四十自述〉拿來跟胡適在上海求學時期的日記，以及他在《競業(yè)旬報》上所發(fā)表的文章對比，就可以很清楚地尋出〈四十自述〉斧鑿、嵌入、建構的痕跡。

同樣地，盡管《留學日記》是了解胡適留美生涯最重要的史料，它的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沒有其它資料作佐證、給脈絡、供背景，日記是不可能自己說故事的。我們必須用胡適的《留學日記》作基礎，去參對當時的報紙，特別是康乃爾大學的學生報，以及胡適當時所作的演說與發(fā)表的文章。不但如此，我們還必須把胡適放在當時美國和中國的政治社會以及中國留學生的組織和活動的脈絡下來觀察與分析。只有如此，我們才可能栩栩如生地描繪出留學時期的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