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的崛起

或許，過了2008年之后，中國將永遠地被改變了。

2008年5月19日下午2點28分，十三億人同時靜默。我們上一次看到這種全國共哀的景象，已經是毛澤東逝世時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于這回大家是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的一般國民而哀。三分鐘之后，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開始激動起來，沒有組織，也不需組織地高喊：“四川挺?。≈袊佑?！”他們揮著拳頭，與電視機前的觀眾同時流淚。

縱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檢討的細節(jié)，中國政府在救災工作中展現(xiàn)的驚人能力得到了證明；雖然后來難免出現(xiàn)了救災大于災況的傳統(tǒng)敘事手法，但中國媒體在報道災難上的透明與開放到底是史無前例的。這兩者加起來，換回的便是國人的空前團結，而這份團結也許是辦十次奧運都得不到的。只要看過第一天全國哀悼日的場面，我們就知道中國政府已經在這一刻贏取了人民的認受，鞏固了統(tǒng)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十多億人的眼淚又不只代表了愛國的熱情；更準確地說，那是愛國，但還不僅止于對在上位者的擁護，更是愛自己的同胞。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聽過太多太多中國人丑陋的故事。經過傳媒的報道，很多人幾乎以為中國沒有食品是安全的，沒有商家是可信的，沒有官員是不貪的。

這三十年來，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時認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了，整個國家的精神空虛了。

突然之間，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殘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員下來幫他捐款；備受漠視甚至歧視的河南“愛滋村”病患打電話給協(xié)助他們的志工說：“我們‘老艾’不能獻自己的‘臟血’，我們只能捐錢?！彼麄兿刖璧臄?shù)目是他們一整個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數(shù)財主的吝嗇，也先別管某些靠煤礦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賤視的中國人。中國人，竟然如此可愛。

公民社會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聽得太多。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們呈現(xiàn)了一種集體的特征。與歷年“感動中國”的人物評選不同，這里有的不是個案，而是集體。這種集體特征忽然讓我們感到信任原來是存在的，孩子始終是可以交托給老師的，鄉(xiāng)親始終是可以看顧老人的。因為那些多得數(shù)不清的故事說明了，在危機來臨的關頭，你會守護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將守護你的姐妹兄弟。

我不想太過夸大，但是四川震災確實讓大家有機會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體的相互信任、相互協(xié)助，肯定自己的良知與能力。在公民道德的啟發(fā)上，這場不能以悲劇二字去形容的悲劇，意外地起到了比任何官方推導的美德運動還要大的作用。探討公民道德的典籍論著浩瀚繁多，其基本框架仍不脫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定下的格局。亞氏認為，一個理想的公民必須同時是好的統(tǒng)治者與好的被統(tǒng)治者。過往強調的守法守秩序其實只是在教人怎樣做一個好的被統(tǒng)治者，這一回的震災卻讓人領略到了自信自主的魅力；自信，正是好的統(tǒng)治者的必要條件。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聚集在廣場上高叫“中國加油”的群眾不單單是為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加油，更是為自己構成的中國而加油。

國家固然展示了它的能力，武警、消防員和解放軍的將士用命不畏艱苦固然叫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不應該忘記無數(shù)志愿者的熱心。坦白講，那些沒有專業(yè)技能未經充分準備就自己開車跑進災區(qū)的人，有點傻也有點亂；不過他們卻釋放了很巨大的潛能。

可能有人會覺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間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協(xié)助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在大型的災害之中，爭分奪秒，我們不能把籌碼全押在一個巨型機構上。美國政府在新奧爾良風災救援上的反應是很遲緩，但是它們還有許多民間團體和“沃爾瑪”與“聯(lián)邦快遞”等商業(yè)機構，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開入前線。

以民間團體為代表的公民社會最擅長的，還不是第一時間的救災，而是災后的重建。根據過往的國際經驗，在災區(qū)重建的過程里，大型的跨國非政府組織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團體有效。因為所謂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設，還是經濟活動、心理健康與社會紐帶的恢復，這一切都有賴于熟悉地方環(huán)境的民間力量。他們要重建的不是物質環(huán)境，更是包括物質環(huán)境在內的社群。舉個簡單的例子，政府現(xiàn)在可以迅速地為災區(qū)搭建臨時房屋，但這畢竟是臨時的應急之作。長遠地看，災區(qū)人民還要和專業(yè)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條件，又能謀取生計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方案。他們或許要考慮植被鋪設和水土保持的關系，還要考慮能夠建立在這種關系上的經濟生活是什么。沒有民間自主力量的參與，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現(xiàn)實的。

可是中國民間組織長期以來面對著許多困難，比如說捐款。平常懷有善心的人或許很多，但是他們不大確定捐款的對象是否可信。一來，我們都知道以前類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貪取的種種現(xiàn)象；二來，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間團體架構臃腫，效率成疑。與此同時，其他純民間團體的籌款又要面對犯法的威脅。再加上稅務優(yōu)惠等激勵機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無門、有心團體欲行無財?shù)睦Ь帧?/p>

在這次全國動員的救災行動之中，有些亂象就是來自民間團體的不成熟。長期處于半地下狀態(tài)的他們一時間籌募不到充分的資源，也不擁有一大批早經征集訓練的志愿人員可以調動（在國際救援行動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時就登記在冊，而且經過專門訓練，一旦有事瞬即開拔），更沒有成熟的協(xié)調機制讓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機構也適應不了這種新的發(fā)展。例如臺灣的“慈濟”義工抵達四川之后，當?shù)卣藛T就好像不知道該怎么應對這類民間救援團隊，只好按慣例請來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這批佛教徒。再如“網易”公司向中國紅十字總會捐出了500萬元人民幣，條件是要知道該筆款項的處置方式。本來這是現(xiàn)代社會的常規(guī)，但礙于既有方針，紅十字會表示無法答應，于是“網易”只能轉覓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開放，是一個政府不斷后退并且尋找自己新定位的歷程。從前，中國是一個人民無所逃于天地間的“全能國家”，從個人私生活開始，直到經濟活動與政治參與，皆在政府的領導規(guī)劃之下。然后，政府開始逐步讓出了市場這塊領域，使得中國邁入前所未見的繁榮階段?？墒怯袝r候它又退得太遠太快，像教育、醫(yī)療和社會服務這些重要的民生范疇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負責就是市場競爭的處境，于是有了過去十年的“左右”之爭。每次看到這些爭論，我都很想問“民間在哪里”。

溫家寶總理親臨災區(qū)，成為媒體的焦點之一，可是大家更應該看到由南至北自發(fā)起來的民間力量。這會不會是一個新時代的契機呢？在政府和市場之間，中國是不是也要開始培育“第三部門”的土壤呢？我希望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開放歷程的轉折點，讓人民變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讓國家進入一個“強政府、大社會”的雙贏時代。

原題為“來了嗎？我們也來了”，刊于《明報·筆陣》2008年0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