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次例外是“元寇”

——唇亡齒寒

沒有嘴唇，牙齒就失去保護，暴露在寒風中。

——輔車相依

“輔”是頰骨，“車”是齒床，雙方相輔相成，缺一個都不行。也有人說“輔”是固定在車輛一側(cè)的木頭，仍然是說“輔”和“車”是不可分離的搭檔。

“唇齒輔車”連在一起，形容利害關(guān)系十分密切。該詞出自《春秋·左傳》，自古以來常被引用。

用這個詞來形容日本和中國的關(guān)系，絕不少見。但是，兩國真的是唇齒輔車的關(guān)系嗎？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兩國關(guān)系如此密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元寇”的時候。蒙古滅了宋，又要進攻日本。失去了宋這個嘴唇，日本這個牙齒就得暴露在風中哀鳴。

這種狀態(tài)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所以明顯應(yīng)該視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關(guān)系里，“唇齒輔車”僅僅是傳說。

近代以前，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勢力，經(jīng)常從塞外（萬里長城以北）南下。位于中國背后的日本，對中國來說并非是抵抗敵方的防護壁，即起不了什么用。

而且，席卷中國的勢力，光是在這片廣闊國土的治安維持和經(jīng)營上，就已經(jīng)耗盡精力，因此不會再興起渡海進攻日本的念頭。蒙古人是個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異常泛濫，更應(yīng)該說是天災(zāi)。在以人力為主要能量的時代，從中國進攻日本，在常識上來說不可能發(fā)生。有這個功夫，還不如去開發(fā)海南島或云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島北部的高原地帶），更為現(xiàn)實和聰明。

日本位于中國以東，日本的東邊是廣闊無垠的太平洋，越過太平洋和日本來進攻中國，長久以來更是沒人想過。也就是說，日本也不會成為中國的“唇”。

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是在十五世紀末，麥哲倫的世界航行是在十六世紀二十年代。但是，在帆船時代，新發(fā)現(xiàn)的航路還不能立即成為強勢勢力的通道，最多只是為海盜和商業(yè)冒險家提供了活躍的通道。

這些航道成為強勢的軍事侵略勢力擴展版圖的通道，要等到產(chǎn)業(yè)革命以后。

從相交淡如水的鄰居到不幸的鄰居

產(chǎn)業(yè)革命產(chǎn)生了新的能量，地球一下子變小了，企圖吞并中國的勢力，能一下子輕易跨到玄海灘1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動著形跡可疑的黑船。從對岸的大陸跨過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難事。

從此，日中兩國才形成“唇齒輔車”的關(guān)系，至今不過百數(shù)十年。

諷刺的是，自從成為唇齒輔車的鄰國，兩國的關(guān)系開始惡化。雖然遺憾，但認識到這個事實，是思考兩國問題的出發(fā)點。

前面說過，直到一百多年前，對日本來說，中國只是先進技術(shù)、文化的供給源，在政治上并未感受到中國帶來的影響；對中國來說，日本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東海島國。雙方當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實際上也沒什么關(guān)系。

互不相干的鄰居。

也許說得有點過分，至少雙方很少強烈地感受到對方的存在。

幕府明治期以后，這種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復(fù)返了。

日本文明是“摻水”的中國文明

從歷史上來看，日中兩國的相互理解意外地有限，讓人不禁大吃一驚。

這也是事出有因。互不相干的鄰居，犯不著用銳利的眼睛去觀察對方。

而且，對“外來的東西”不感興趣，是中國的傳統(tǒng)。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鴉片戰(zhàn)爭中，被迫“開眼”之前，原則上中國并不承認外國的存在。

中華即世界。因此，“外國”這個觀念無法進入當時人們的腦海。

我們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離文明的中心越遠，文明的內(nèi)容越是摻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蠻。屬邦、朝貢國、沒有接受文明洗禮的蠻夷之國，雖然知道這些，但如果稱他們?yōu)椤巴鈬?，過去的中國人會一時反應(yīng)不過來。在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華文明的稀薄階段，中國做夢也沒想過還有“其他的文明”。

如果是其他的文明，還會有興趣，但如果是我們的文明“摻水”后的東西，還有研究的必要嗎？只有少數(shù)的好事之人，用掠過古董店門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鄰居日本。

明治之初，作為清國公使館書記官來日的詩人黃遵憲，在其著作《日本雜事詩》的后記中大嘆：

日本研究中國之書數(shù)量甚豐，中國寫日本之書數(shù)量與質(zhì)量都無法相提并論。

確實，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國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寫下的東西、創(chuàng)作的東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開國，關(guān)于中國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國的“現(xiàn)實”一點也沒有接觸到。

只從中國學到了“理念”的日本人

頭上梳髻的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有敏銳的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敏銳的一面是，沒有被現(xiàn)實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錯誤的一面是，沒有看到“理念”背后隱藏的“現(xiàn)實”。

明治開國后，中國的“現(xiàn)實”也對日本開放了。

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眼里，這種殘酷的“現(xiàn)實”只映照出一個“理念”被污染殆盡的中國。實在可悲。

過去中國人了解日本，主要是從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權(quán)的使者等那里聽來的。不論是關(guān)于理論，還是關(guān)于現(xiàn)實，都很遙遠，是樸素的傳聞。

眾所周知的《魏志·倭人傳》，是中國最早記錄日本的史書。

魏是《三國演義》的反面角色曹操的兒子曹丕于220年建立的王朝，存在了四十多年，為西晉所篡朝。《日本書紀》、《古事記》在五百年后才成書，當時的日本還沒有歷史記錄，還處于被稱為“古墳文化”的時代。

魏景初二年（238），倭女王卑彌呼派遣大夫難升米赴魏請求朝貢。關(guān)于卑彌呼統(tǒng)治的邪馬臺國，一說在九州，一說在近畿。眾所周知，戰(zhàn)后對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沒工夫感受相互的體溫……

中國人的日本人觀，以《魏志·倭人傳》為原本，此后的史書，多以此為根據(jù)。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為：

——聚會時無父子男女之別。

——性嗜酒。

——婦人貞節(jié)，不善嫉妒。

——少紛爭。

——少盜賊。

史書上記載的都是突出的特征，太普通的特征都被舍棄了。特別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又是以文章簡練著名。因此，《三國志》中的日本人觀，是選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與中國相比，顯得怪異，或是作為蠻夷之國來說不可思議。作者把自己感到吃驚的東西寫了下來。

例如，寫“少盜賊”時，驚嘆：

中國盜賊都這么多！

或是另一種驚異：

這不是與中國一樣嗎（蠻夷之國本應(yīng)該盜賊更多才是）？

這種驚奇感，是記錄的原動力。

不論如何，明治以前，兩國只通過文書和傳聞來交流。皮膚與皮膚相互接觸，感受對方的體溫，這樣近距離的接觸還很少。

“元寇”時，雙方剛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見，擦肩而過，殺氣倒是傳達到了，卻沒工夫互相感受對方的體溫。

明治以前，僅有的一次，日中兩國各派數(shù)萬人，長期血肉相搏——那是豐臣秀吉對朝鮮出兵，即所謂的文祿、慶長之役。

日本將士第一次遭遇中國人——不是書上的，而是活生生喘著粗氣的中國人。從遼東的軍營被派到這個戰(zhàn)場的明軍將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聽到“日本”這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