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格林之原”這個墮落的世界看上去也像是某種電影。早在學(xué)生歲月，格林就開始為《牛津展望》（Oxford Outlook）報寫影評（他的兄弟休［Hugh］是牛津電影社團的第一任主席），有幾年他也是《特寫》（Close Up）的熱心讀者，這是一本高度現(xiàn)代主義的電影雜志，其撰稿人包括H. D.全名Hilda Doolitle，1920年代著名的意象派詩人，她的作品都以首字母縮寫署名?！幾⒑推渌麕孜滑F(xiàn)代主義要角。自其職業(yè)生涯伊始，格林就醞釀著為電影寫作的雄心，而1935年至1940年間，他在《旁觀者》（The Spectator）和《日與夜》（Night and Day，相當于英國的《紐約客》）有電影評論專欄。從他對他所欣賞的那些場景或意象的描述來看，這些評論顯然是和他作為小說家的目標相關(guān)的；而他對流行情節(jié)劇的態(tài)度是有所保留或批判性的，預(yù)示了他將在戰(zhàn)后參與創(chuàng)立的黑色氣息的電影。

像幾乎所有的后期現(xiàn)代主義者，格林對美國式的現(xiàn)代性感到灰心，67好萊塢的電影工廠是后者的縮影。在他為《旁觀者》所寫的第一篇影評開篇，他就譴責了“光鮮的流水線文明……其流行藝術(shù)的代表是《弗蘭肯斯坦的新娘》（The Bride of Frankenstein）”。他認為，詹姆斯·威爾（James Whale）的電影是“一個由演員、聲效系統(tǒng)、特技鏡頭和應(yīng)聲蟲們（yesmen）所組成的巨大機器發(fā)動的；現(xiàn)在，我堅信，它將用彩色膠片來拍攝，并在電視中播放；在以后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發(fā)臭”（５）［38］。兩年之后，針對詹姆斯·威爾的《歸途》（The Road Back），他的批評則變得更加嚴厲了：

（電影）真正強調(diào)的是美國人心靈的永恒幼稚狀態(tài)，這在文學(xué)上的代表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國詩人，一生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抒情詩、歌謠、敘事詩和詩劇?！g注的詩，在道德上的表征是堅持母親節(jié)傳統(tǒng)和保護妹妹的貞操。在心驚膽寒地走出劇院后，那些美國大兵閑逛在干草市場（Haymarket），他們穿著藍色制服，戴著小軍便帽，軍徽在胸前叮叮當當?shù)仨?，他們手中攬著的女人的行裝都一模一樣——旅游指南、眼鏡和種種軍隊行頭：圣安娜和明尼蘇達標志的小帽；灰色的頭發(fā)，但都是同樣的幼稚、豐滿、自鳴得意、多愁善感，時刻準備著廉價的眼淚、開懷的大笑，以及表示親密的叫喊。難道我們還要假裝認為和這些人在一起有可能拯救文化嗎？對母親節(jié)、反對活體解剖、人道主義、寵物狗及住所火災(zāi)、聯(lián)合教育學(xué)院和操場來說，是的。文明會讓他們感到震驚：他們手持旅游指南，這就是他們的庇護所，他們快速地離開它，仿佛它只是一個國家收藏的裸體雕像一樣。（172—173）

格林反復(fù)抱怨好萊塢，說它是多愁善感和虛飾浮華的混合體。他反對聲音、色彩，以及每一個電影技術(shù)上的新發(fā)展——雖然當他晚年在觀看“戈達爾先生”時，表達了對“逝去的1930年代”和“西席·地密爾（Cecil B. DeMille）及其十字軍戰(zhàn)士”的懷念之情（4）。他喜歡卡普拉的《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尤其喜歡朗的《狂怒》（Fury），但是普通的類型電影并不能引起他的興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為《旁觀者》所寫的第一篇影評中，他提到了1934年派拉蒙所改編的哈米特的《玻璃鑰匙》，他說這是一部“毫無想象力可言的黑幫片”。他對塞繆爾·高德溫公司（The Samuel Goldwyn Company）的《死角》(Dead End）中的一些場景更感興趣，他說，亨弗萊·鮑嘉演活了一個“無情的感傷主義者，從一開始便把自己情節(jié)劇化了”，而本片導(dǎo)演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也提供了一個“爬滿甲蟲的樓梯、泥土和薄霧”的恰當背景（181）。他同樣贊揚了雷電華公司對麥克斯韋爾·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的《攻擊者》（Winterset）的改編，這是一部關(guān)于城市犯罪的詩?。凰貏e喜歡片中“那個冰冷的場景，在烏黑的拱廊下，滂沱的凍雨中”，這使他想起了“那些詹姆斯一世時期作家最血腥、最精確的作品”。（143）

68除了像《夜郵》（Night Mail）這樣的紀錄片，格林對英國電影也甚少贊許。他甚至批評希區(qū)柯克，說他雖然有才華但太過好萊塢化，他更注重的是奇觀和視覺噱頭（visual gags），而非現(xiàn)實主義或戲劇價值。他反復(fù)地抱怨“（希區(qū)柯克）毀了《三十九級臺階》（The Thirtynine Steps）是多么不可原諒”（1—2），他只給了希區(qū)柯克改編自康拉德小說《間諜》（Secret Agent）的電影《破壞》（Sabotage）一個有所保留的肯定。他論述道，這個故事“黑暗荒蕪的激情”的特性是“永遠也不可能在大眾電影里找到一個位置的”，除非經(jīng)由法國導(dǎo)演雅克·費代（Jacques Feyder）之手。（123）

格林所激賞的是法國人。他把最熱情的評論獻給了《逃犯貝貝》(此片于1937年在英國公映），他說，這部電影看上去“和通常那些制片廠的平庸之作距離整整一個大陸”：

也許之前有過與這部電影在“驚悚片”這個層面上一樣令人激動的電影（雖然要拍出如告密者熱吉斯［Regis］及其滑稽恐怖的效果來有點難：這個矮矮胖胖的太監(jiān)縮在一葉蘭和機械鋼琴之間的角落里，全身是汗，吼叫著，在叮叮當當?shù)臄嗬m(xù)音樂聲中，他那個瀕死的朋友被攙扶著艱難地穿過房間走近他，在其他朋友的幫助下，想要拿穩(wěn)轉(zhuǎn)輪手槍結(jié)果他），但我想不起曾有一部電影如這般令人欽羨地把一部驚悚片成功地提升到詩意的高度?！豆粽摺泛退啾染惋@得有點單調(diào)、直白和文學(xué)化了。也許《狂怒》可以和它相提并論，但弗里茨·朗不被允許采用那個恰當卻嚴酷的結(jié)局。弗里茨·朗的主角無法燃燒，但是貝貝卻可以在汽船將要離開碼頭之際，在船塢大門外用那雙戴著手銬的手拿起小刀自盡。沒有讓“無處有自由”這個主題丟失在一個大團圓結(jié)局中。（145）

這就是作為小說家的格林所要取得的效果，而他就在法國電影中找到了它們。他欣賞《北方旅館》里“年輕人耳中的那簇棉花，似乎道出了他那膽怯和凌亂的人生”（230）。在朱利恩·杜維維耶（Julien Duvivier）的《舞會的名冊》（Carnet de bal）中，他發(fā)現(xiàn)了一系列令人欽羨的骯臟效果：“那個邋遢的馬賽醫(yī)生，他早已如此習(xí)慣于為偷偷摸摸的不速之客做非法的手術(shù)，以至于他從來不問任何問題就打開手術(shù)燈：那只可怕的患有白內(nèi)障的眼睛、雙手上深嵌著的灰塵、那個天知道從哪個下等雜耍戲院里撿來的潑辣老婆在珠簾后責罵、大吊車那不間斷的尖叫和碾壓聲?！保?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