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圍的樓幢幢倒去，文添銀卻說，最初的恐懼感已不存在，“本來我就是孤獨的了?！?010年11月16日，她舉一把長刀闖入拆遷工地——一周前，與她緊鄰的最后一棟三層樓轟然倒下，外姓業(yè)主拿到補償后離去，施工不慎影響到了孤樓的水電——她坐在挖掘機前不離去，終讓水電于下午修復。

1993年，32歲的文添銀湊齊百余萬元，從打工14年的香港回到崗廈，找來工程隊，用半年時間修成了10層紅樓，用2個月時間完成裝修。

2006年，福田區(qū)政府、崗廈股份有限公司、金地集團簽訂框架協(xié)議，文添銀也于同年結束香港打工生涯，回到崗廈守住測繪面積893.26平米的小樓。

在村口，文貴琦仍在堅守。舊改前，整樓每月收租5萬到7萬元，按文貴琦的說法，如今每月租金僅數千元，“還不夠我一個人花?！?992年，他拿出在港打工的積蓄，建起了這棟5層建筑，面積1280.3平方米，“我的樓在村口，一個一樓鋪位都要比里邊的整棟房子值錢啦。同臺吃飯，各自吃糧。我一定支持崗廈發(fā)展，只要補償標準相對樓的位置來說稍微公平點，我馬上簽?！?/p>

在胡衛(wèi)明看來，這樣的想法頗具代表性，“我們知道，想要很順利地談判成功，前提就是放水，這點錢對我們項目不是大問題，但它違反了最基本的公平規(guī)則。我們不可能這么做，也不允許這么去做?！?/p>

但文添銀不認為這一特殊要求會引致不公，“已經簽約的人自己放棄了權利，不存在公不公平的問題?！?/p>

1983年，文貴琦在香港元朗的一處房產遭遇改造，他至今仍認為，當時鄰城的經驗對深圳有借鑒價值。

“整個過程非常公開、透明，事先大家一起坐下來商議具體的補償標準，立法會委員、群眾的意見都綜合進去，出一張表格，上面標明房屋是兩千多一平米，綠苗每株多少錢，有幾口井、養(yǎng)了些什么，具體怎么賠償，一套計算方法很公平?！蔽馁F琦回憶說，公布標準后也有足夠的寬限期，“況且給的錢不用那么多也能買到其他地方的房子?！?/p>

姚先生總結說，拆遷事涉敏感，每走一步都應監(jiān)督走過的路是否合法，讓土地使用價值得到最大限度體現(xiàn)。而在他看來，更希望由崗廈村民自主漸進式開發(fā)——拆除集體物業(yè)后，籌措資金建小批商品房，出售回籠款項后再做進一步開發(fā)。

這些構想在眼下拆到一半的崗廈難以實現(xiàn)，姚先生更關注現(xiàn)實的進展。在國土部門裁定行政強拆后不久，他和部分未簽約業(yè)主已將其告上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