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邊有一本殷海光的舊作《邏輯學講話》，1943年10月重慶初版，1946年4月上海再版，列在“青年文庫”叢書里面。這套叢書很大，約有近七十本，多數(shù)是很專業(yè)的著作，如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孟森《清史講義》、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和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等，也有如范存忠《英語學習講座》、陳之邁《讀書指導》等通俗讀物，殷海光這本也屬此類。叢書由當時的“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叢書的主編是朱云影、程希孟、趙紀彬。編審委員會有方東美、馮友蘭、洪謙、陳大齊、宗白華、黃建中、范壽康、湯用彤、梁漱溟、賀麟。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1942年從西南聯(lián)大研究生畢業(yè)。本來金岳霖想讓他留校任教，但最后沒有成功。他到印度參加遠征軍，但八個月后因為不適應軍隊生活回到了重慶。這本書可能就是這一時期寫的，他當時只有二十四歲。他在序里說：

這本書是為一般人而寫的，我希望它能使讀者多少得到真實的“邏輯之感”以及邏輯學在生活中的應用之確切的體會。

為求適合目的，一方面我用了如本書里所表現(xiàn)的體裁，另一方面我必須從常識出發(fā)，因此，這本書內(nèi)所講的既說不上是古典邏輯學又說不上是現(xiàn)代邏輯學。

假若我是忠實于邏輯學，那么我應該承認因為被這本書底性質(zhì)所限制，使我在此重大地犧牲了邏輯學的謹嚴。

可能出于通俗讀物的緣故，殷海光后來很少提起這本書。我斷斷續(xù)續(xù)看過臺灣桂冠出版社出版的《殷海光全集》，不知道書里是不是收了這本，但看國內(nèi)出版的關于殷海光的傳記，對這本書也不注意。汪幸?！兑蠛９馀c蔣介石》中提到陶希圣向蔣介石引薦殷海光時，給蔣送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普及邏輯知識的《邏輯學講話》”。

這本書是用兩個虛構人物嚴明與石威的對談方式講授一般邏輯學知識，非常簡潔，文筆生動流暢。兩個虛構人物的名字“嚴明”和“石威”，大概是取“嚴密思維”的諧音。從純粹寫作的角度看，這本書展示了殷海光的寫作才能。作為一本普及邏輯知識的通俗讀物，今天還有重印的價值。因為偶然看到了殷海光的這本書，也就想起了一些關于他的研究情況。

好多年前就聽說章清、王中江兩位先生各有一本殷海光傳在臺灣出版，但一直沒有看到。最近內(nèi)地出版了王中江的《煉獄——殷海光評傳》（群言出版社，2003年10月），應該說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關于殷海光，近幾年內(nèi)地有不少人在研究。前兩年湖北汪幸福先后出版了《殷海光傳》和《蔣介石與殷海光》，應該說是內(nèi)地比較系統(tǒng)的關于殷海光的傳記研究。還有賀照田先生也在從另外的角度研究殷海光。

內(nèi)地關于殷海光研究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完整的資料。湖北雖然出版了一套四卷本的《殷海光文集》，但作為研究使用是遠不夠的。我個人認為，內(nèi)地研究殷海光局限性還是比較大，因為對這樣的歷史人物，目前的評價尺度還受到較大限制。我所看到的內(nèi)地關于殷海光的研究成果，都有這樣的問題。雖然可以理解，但必須清楚，有些限制如果不突破，研究就深入不下去。

要研究殷海光，先要研究當年的西南聯(lián)大，要研究西南聯(lián)大，就要先研究20世紀的左翼思潮，在這個背景下觀察殷海光的出現(xiàn)就有了新的意義。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傳統(tǒng)，目前的研究也還有很大局限。一般來說，除了它的革命傳統(tǒng)和學術傳統(tǒng)近年得到肯定外，它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后來的成長道路，一時還難以說清。另外，中國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和最后選擇以及個人的悲劇命運中，到底有哪些是屬于時代的，而哪些是屬于個人性格和歷史偶然因素造成的，這些東西只有在完全開放的學術研究中才能進行深入探討。殷海光在臺灣的遭遇，可以和比他年長近十歲的儲安平好有一比。在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這兩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曾與胡適有過許多聯(lián)系，但最終在思想和實踐上，他們兩位都與胡適有差異。而殷海光的命運和儲安平的命運也完全不同，殷海光沒有停止思想也沒有停止奮斗，但儲安平什么都做不成了?？刹豢梢哉f，在對時代總體政治文化精神的判斷上，殷海光在離開大陸時與胡適有同樣的眼光，但到了臺灣以后，殷海光卻又重走了當年儲安平的路，沒有能與他所生活的時代達成平衡？

歷史有時候要從后來的結果看，思想和政治之間有沒有平衡點要看一個人對時代的直覺。早年儲安平和殷海光都有這個直覺，但沒有把這個直覺保持下去，這方面他們還是都不及胡適。殷海光曾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說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他要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他認為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下努力倒退，只有他還在前進不已。話說得極其坦誠，但又稍嫌簡單。知識分子的思想如果一味被理想和激情驅(qū)使，有時候思維會變得極端，李敖晚年的變化，讓人們對那種完全靠激情思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保持了一些距離。

儲安平的時代有《觀察》，殷海光的時代還有《自由中國》。這些雜志都是他們自己辦的，應該說，作為言論自由的前提，他們得到了相當?shù)目臻g，但他們在這個空間里沒有把握好理想和現(xiàn)實的關系。當然責任不在他們，但歷史就是這樣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