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一家舊書店里，同時看到兩本青木正兒的書，沒有猶豫就買下了，因為極便宜。青木正兒是日本有名的漢學家，與王國維、胡適多有交往。青木正兒的漢學著作，人們常提到的是《中國文學概說》和《中國近世戲曲史》。我這次看到的還有一本《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好像提到的人不多，書名是錢玄同題寫的。記得子善兄在評論《周作人年譜》的修訂本時，曾提到過這本書。子善說：“1933年12月，王俊瑜翻譯的日本青木正兒著《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由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此書由周作人校閱，增訂本失錄?！?/p>

我回家翻看這本書時，發(fā)現(xiàn)序言也是周作人寫的。我查手邊張菊香《周作人年譜》，果然沒有著錄。又查孫郁、黃喬生主編的“回望周作人”叢書中的《資料索引》，在《周作人著譯篇目系年目錄》中也沒有查到關(guān)于周作人這篇序言的記錄。我手邊沒有鐘叔河先生編的十卷本《周作人文類編》，不知道里面收了周作人這篇序言沒有，我想應該有這篇序言。從子善兄上面的話中可以判斷，他好像沒有直接看到青木正兒的這本書，如果看到了，他會提一下周作人的序言。周作人這篇序言后標明“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識于北平”，這本書的版權(quán)頁上標明“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序言的時間會比書出版的時間稍晚，可理解為是書排好版以后，才有這篇序言的。

我對這篇序言的興趣并非在于它是不是周作人的一篇佚文，而是在于這篇序言對于理解周作人后來的經(jīng)歷可能會有幫助，主要是周作人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態(tài)度。

周作人在序言一開始就說：“中國與日本的關(guān)系將來究竟如何，這個問題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現(xiàn)今的政治狀態(tài)說，無論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徑，但是從向來的文化關(guān)系上看時，兩者之間具有甚深的因緣，輕易要割也是割不斷的。我們本來無需多去攀認親戚，特別是在自己落魄的時候，不過事實仍是事實，世界文化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確是其一。這關(guān)系多么密切，卻又多么疏遠。日本古代的文字學藝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國文化為本，但這個關(guān)系又全是友誼的，與一般由于征服而發(fā)生的文化接觸經(jīng)路截不相同，這種情形在歷史上很不多見，只有中國在晉唐時代與印度的關(guān)系略可相比。中國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連地譯出了幾千卷的經(jīng)典，又代辦了極東的傳道事業(yè)，這個工作也頗不小，日本則直接保存了中國的好些文物……”

接下來，周作人舉了當年夏曾佑和錢玄同的哥哥錢恂在日本時的觀感，說明日本對中國文化的重視和日本漢學研究對中國學者的壓力。周作人說：“日本今日雖有席卷東亞之志，看中國不在眼里，可是舊債還是不能抵賴。”周作人認為，中國對于侵略者固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廢學術(shù)，那么在日本的中國古代文化之資料及其研究成績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時實在還需積極地加以注意才對”。

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理解，與他后來的變化有密切的關(guān)系。對一種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評價，常常會導致對存在那種文化的國度的特殊感覺，這在周氏兄弟身上都有體現(xiàn)，其中的復雜性不是一個簡單的判斷可以說清的。周作人的這篇序言寫在“九·一八”以后，他對中日關(guān)系前景的基本判斷和他后來的選擇可以解釋出某種關(guān)系，這對于我們走進周作人的內(nèi)心世界很有幫助。